一

做B超的女醫生頭發染得出奇地紅，還扎了一根粗大的馬尾辮。我進去的時候，她正挺直了身子，頭努力地往上仰，右手朝后使勁地捏著脖子。馬尾辮隨著手的揉動，微微晃著。她問旁邊坐著的一個年輕的女醫生，還剩下幾個？那個人說，最后一個了。

我躺在了她身邊的推床上。床上罩著一張藍顏色的塑料布，貼在背上很涼。

兩個女人一直聊著天，因為戴著口罩，聲音有一點沉悶。我躺著，就像流水線上的一件產品，從另一個車間傳到了她們這個車間。女醫生饒有興致地講著昨晚的那場麻將，還有她的脖子，越來越酸脹了。她一邊說著話，一邊朝我抬了下頭，手中的儀器往我頭上的方向揚了揚。我配合著她的手勢，把身子往上挪了挪，并把衣服拉了起來。她說，再拉高一點。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聲音完全不同于剛才聊天的語氣，冷冷的，像換了一個人。

冰冷的儀器在我身上游動，有點癢。她盯著顯示器的屏幕，嘴里不時地報出許多專業的器官名字和數據，旁邊的女人飛快地敲著鍵盤記錄著。有什么問題嗎？我問。我只是隨便問問。躺在病床上，感覺自己就是病人了，我不喜歡這樣的狀態，還有她那種職業的命令式的口氣。我試圖與她們聊天，以此來拉近我們之間的關系。沒事，她說。她的話依然沒幾個字。探頭抵了抵我的右脅。右腎，結石，她說。我問，嚴重嗎？她說，沒事。脂肪肝傾向，她又說。我有點擔心，又問，嚴重嗎？有事嗎？沒事，她說，只是傾向。她的回答幾乎一樣，輕描淡寫地。她好像很嫌棄我這個身體，或者嫌棄與我說話，始終不肯多說一點。她的嘴卻并未閑著，常常是跟我說完幾個字，然后用另一種語調聲情并茂地講著那場麻將和她的脖子，當然不是對我說。她就這樣在我與那個女人之間切換著聊天模式。

我找不到聊天的切入點，于是不再響。身體上的毛病好像是一下子冒出來的，讓我有一種突然衰老的感覺。女醫生扔給我幾張餐巾紙，我以為結束了，就爬了起來。她說，別動，還要檢查脖子。我順從地躺下來，然后抬起頭，露出那段脖子。

這個時候，我才完整地看清她的臉。

女醫生帶著一張藍色的口罩，只露出上半張臉，不胖，皮膚白皙，鼻梁上有一道清晰的青筋，從眼角下爬出來斜著翻過鼻子，伸進另一側的眉毛里。兩道眉毛顯然經過精心修理，細密而均勻，柳葉一般微微彎下來，長長的睫毛下撲閃著一對大眼睛，專注地盯著屏幕。我喜歡這樣專注的眼神。那個樣子很美。

她突然不再說話，手里的儀器也停止了動作，額頭皺了起來，似乎看不清屏幕而往前湊近了些。她自言自語地說了句，不大好。聲音很輕，慢吞吞地拖著，似乎還停留在判斷和思考里，聽上去并不確定。我一下子慌了，腦子里迅速飛過無數個念頭，很亂。

脖子里的探頭冰涼，感覺是被人頂著一支槍。我問了一聲，她沒時間理我，另一只手快速地敲打著鍵盤。她說不好，這次說得很清楚，干脆利落，像拍賣師落下了錘子。她轉過頭朝那個女人報了一串數字，然后對著我重復了一遍，不好，并且嚴肅地點了一下頭。我問，什么意思？我感覺躺在推床上的身軀瞬間縮成很小的一塊，像一只可以用手指輕輕捏死的蟲子，說話的聲音也卡在了喉底，發不出來。她盯著我反問，我說得還不夠明白嗎！聲音恢復了原先的冷冰。

我與她對視著，想從她的眼睛里讀出點什么。我盡量掩藏著剛才的慌亂和內心深處的怯懦，不想在眼神里把這些信息傳遞給她，使她變得更強大。

我點了點頭，大概有一陣子的沉默，誰都沒有講話。我不停地用餐巾紙機械的擦著脖子上的潤滑液，動作很遲鈍，直到它們變得粉碎，一點點從指間滑落。我想繼續說話的時候，喉嚨已經僵硬，我需要咽一下口水才能發出聲音。這下，我確實成了一個病人，病還不輕。我弱弱地問，這個病——到什么程度了？她們忙著整理，沒睬我。我又加了一句，我指的是哪一期了？我幾乎是在懇求了。女醫生頭也沒回，她說她只負責檢查，判斷由醫生來下。

我一邊應著，一邊拉褲子穿皮帶。這條皮帶用了沒多久，頂端的皮有些脹開了，總是很難穿過皮帶扣，我費了很大勁，才勉強穿進去。走到門口的時候，想起了一個問題，折了回去，我說，那，以后還能不能喝酒？兩個醫生差不多同時回轉了身，然后互相看了一眼。我好像聽到她們笑了一下。確實笑了。

我在休息室里的沙發上發了會呆，腦子里空空的。醫院里有個同學叫王生，是麻醉醫生，現在已經混成專家了。我不喜歡麻煩別人，所以很少去找他。平常也一起吃吃飯，喝喝酒。每次吃飯他都會跟我提那次劃拳的事，他說他跟我劃拳連輸十八下，連喝十八杯。十八個倒滿酒的杯子齊刷刷地擺在他的面前，那場面蔚為壯觀。我記得，開始劃拳的時候他已經有了醉意，執意要跟我比，以致出手不出三個回合必被我抓，還屢敗屢戰。至于是否連贏十八下，我是沒有一點記憶了。他每次都說，說得多了，仿佛是有那么回事了。

找到王生的時候，他剛做完一個手術。他聽我的聲音以為是喉嚨毛病，大約我的喉嚨的確有些沙啞。我指著脖子告訴他是甲狀腺，隨后簡單復述了醫生說的話。他聽著，職業地點著頭，像聽一個陌生人在講述病情，臉部的表情都沒有配合著表示一下。我有點懊惱。他說，沒事，先別慌。我心說他媽的病長在你身上慌不慌。他說甲狀腺不可能一下子長這么快的，即便不好，也沒什么問題，現在醫學技術這么發達，一切都不是問題。我說生死有命，不慌。再說了，慌有什么用。他問給我做B超的是哪個醫生，我說一個很白的染著紅頭發的女人，講普通話。他側著臉想了會，想不出來，抬手看了看手表，說還有點時間，陪我去一趟。

再到B超室的時候，她們正要熄燈走人。看得出來，他和她們也不是很熟。我猶豫著留在了門外，這樣方便他們說話，有些話經過另一個人的傳遞，可能會更容易讓人接受。

因為關了燈，屋里面更暗了，透過一層半透明的簾子，我看到他們模糊的身影，晃動著一股神秘。聲音從里面斷斷續續地傳來，像從遙遠的地方發出來，聽不真切。我在門口走來走去，糾結著是否應該進去參與談話，或者走近一些，聽得清楚一些。

王生很快出來了，他的神色看起來比進屋時輕松，這讓我很放心。他示意我往前邊走走。我跟在他后面，心情忐忑，始終不敢先開口。他在一個轉彎處停了下來，看了看我的身后，對我說，從她的判斷來看是不大好，她只有六成的把握，他豎著一個拇指和小指比劃了下。我說六成的把握都敢這么直白地透露給病人，他媽的想嚇死人啊。他朝我擺擺手，阻止我繼續說下去。然后稍稍壓低了聲音，他說這個女人是去年剛從外市調來的，原先不做體檢的，太年輕，出了一些錯，給調這里了。他說話的時候，我一直看著他的眼睛。我有看別人眼睛的習慣，尤其在有些事情需要作出判斷的時候。我說這個病，最嚴重的后果會是什么，給我露個底。他大聲笑了起來，用手背彈了彈我的胸口，說，怎么，怕死啊？我也笑了笑，很僵硬，我說不怕，就怕以后沒得酒喝了。他笑得很自然，說還要贏回那十八下，他讓我放心，一點沒事。

分開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要我去大醫院檢查，那里的醫生經驗豐富。我叮囑他不要告訴別人，包括我老婆。女人膽小，知道了一驚一乍地，指不定發生什么事來，所以我決定暫時不跟其他人說。

接下來的時間，我開始研究病情。網絡發達就是這點好，無論什么疑難事情，找網絡準能弄明白個大概。找醫院是最麻煩的，網上的說法太多，沒有一個集中的意見，而且知名的醫生短時間內都掛不了號。王生打電話來，給我推薦了個省城醫院，還可以托人幫我掛號，就在明天，問我行不行。我說行。

第二天像要下雨的樣子，關門的時候，我把傘忘在了門口。出門之后，先向單位請了個假，估計回來會晚些，還是給老婆發了個短信，說是要去外面出差，晚上可能回來晚些，然后匆匆上路。

我覺得自己就像偷情的女人，一不小心懷了別人的孩子，悄悄地跑去省城打胎。

二

護工把我推進手術室，什么也沒說就走開了，手術室里只剩下我一個人。

生平第一次上手術臺，還是有點慌張。頭上的無影燈低垂著，給人一種真實的壓迫感。監控儀器“嘟-嘟-嘟”地叫著，很響很刺耳。我努力調整著自己的呼吸，盡量不去想與手術有關的任何事情。我轉頭看看了四周（這個時候也只有頭可以轉動了，身上扎滿了各種線，像被五花大綁著），沒有一個地方能引起我的興趣。于是閉了眼，調息養神。

監控儀器的叫聲似乎更響了，就像駕駛汽車不系安全帶發出的警報聲，“嘟-嘟-嘟-嘟”，持續不斷。聽久了，發現叫聲有個最大特點——勻速，就像節拍器。于是，我試著在心里唱起了二胡曲《賽馬》，去應和儀器的警報聲，每個“嘟”聲都準確地落在節拍點上，不偏不倚，以至于再也沒有了那種噪音的嘈雜。我不停地默唱，并用手指輕輕拍打起了病床。到最后一段的時候忘譜了，我只能返回到前一段重新來過。我經常碰到背誦詩詞卡住的情況，有時候遇到卡住的地方重新來一遍，會很順利地背下來，就像拉鏈卡住的時候，回一回再拉，就能拉過去一樣。大概是真忘了，回了幾遍，到了卡住的地方依然唱不下去，于是煩躁起來。

手術室的門拉開了，王生全副武裝地進來了。因為帶著口罩和帽子，我一時沒認出來。他是這次手術的麻醉醫生。他說他要先開始了，主刀醫生馬上來了。

主刀醫生是全院最好的醫生，也是他幫我請的，生病期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幫我安排的。

我到省城醫院找的是他的同學，也是一個麻醉師。他說幫我找好了最好的B超醫生，叫我放心。他還說什么時候跟王生一起來玩，喝個酒，聽王生說我喝酒劃拳挺好，什么時候切磋一下。我想都什么時候了，生死難料了還提什么喝酒劃拳。平時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們看上去一本正經的，一旦熟起來，也就普通人而已。我只是隨便應了一聲。

做B超的是個老醫生，架著一副老花鏡，看上去很讓人放心。老醫生話不多，我想跟他介紹一下初診情況，他笑著搖搖頭，說不必了，檢查過再說。老醫生有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威懾力，或許是自己患病后的怯弱感造成的一種錯覺。我抬頭看他的時候，想起了女醫生的臉，那長長的睫毛，還有那道斜著的青筋。我屏住呼吸聽，唯恐漏掉他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

老醫生和女醫生的檢查方式大同小異，結束之后跟我說，放心吧，問題不大。我有點不敢相信，怕聽錯了。我說您再說一遍。他的解釋很專業，從形狀、回聲、血流等各方面作了詳細的解釋。他說這個癥狀很容易被誤診。我聽不懂，也不想懂，我想要結果，一個結果足夠了。老醫生的聲音很低沉，很醇厚，像一壺陳年的女兒紅。他說位置不好體積又大了點，還是要住院手術。

我突然笑了起來，發自內心的開心地笑。老醫生有點詫異，從來沒有病人在聽說要住院手術的時候還會開心地笑起來的。

王生說他準備好了，問我是不是見過主刀醫生再上麻藥。我問，有區別嗎？他說有些病人只有見過了主刀醫生心里才踏實，否則大概會有一種被人宰了都不知道被誰弄死的心理。我說我只要記住你王生就好，不怕找不到冤頭債主。王生拿了個面罩覆在我的臉上，我說不用打針嗎？他說不用，現在先進了，這個氣體吸進去就ok了，很快的。果然很快。我的腳底馬上有一種冰涼的感覺，這種冰涼很快蔓延上來，到膝蓋，到大腿，然后手指也有了同樣感覺。我想，大概人死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慢慢地冰涼起來。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想問王生像我們這種經常喝酒酒量又好的人，是不是要多用點麻藥？我張了張嘴，沒張開。然后沒有了知覺。

我做了一個夢。夢很長。十幾個兄弟圍坐著喝酒，桌子特別大，杯盤狼藉，亂糟糟的一片。后來，好幾個趴在桌上醉了，我和王生還在劃拳，王生輸了，舉著一瓶啤酒吹喇叭，他的前面還擺著十八杯的酒。隔壁像是有人敲墻壁，“嘟-嘟-嘟-嘟”，很煩。有人大聲地喊服務員。有人在說，好了好了，大概是喝酒到此為止的意思。我說，什么好了好了，每人起碼再來一瓶。我喊服務員拿酒來，快點，再來一瓶。好幾個聲音都在說，好了好了。聲音越來越大，就在我的耳邊。我一直嚷著，再來一瓶。

我醒了，迷迷糊糊地。王生和幾個護士還在推我，說著好了好了，可以醒了。王生說睡著舒服吧，再來一瓶什么意思？我睡覺的時候會打呼嚕，有時候會說夢話，常常會被自己的呼嚕打醒，也會被夢話說醒，最后的那句話往往自己也聽得到。我對王生說，我夢到自己喝酒了，你劃拳又輸了。麻藥的藥性顯然還沒有過去，從手術室推到病房的路上，我一直處在半昏迷的狀態，他們讓我多說說話，別睡著。說了什么，我都不記得了。

后來我問老婆，我手術結束出來的樣子，像不像死豬。她說哪有啊，精神著呢！我問什么樣子？她說別人都是不說話的，你話特多，就像平時喝多了的樣子，盡是廢話。我說在夢里真喝酒了，你信不？

三

我來住院的時候，帶了兩本書。一本是《瓦爾登湖》，一本是《受戒》。起初我只想帶《瓦爾登湖》，這本書我已經看了很多年，從未看完過，總是想起來了看一些，看不下去了就撂在一邊。過一段時間，什么都不記得了，再拿起來，從第一頁重新看起。書是好書，而且我買了不同版本的好幾本，沒有一本看完過。書里第一頁寫著，當你足夠安靜的時候，才能讀完這本書。我把不能讀完的原因歸結于心里的不夠安靜。趁著這個機會，我決定出院之前一定要把它看完。為了預防萬一，我還是帶了另一本書，比起梭羅來，汪曾祺的小說就顯得有趣多了。

手術當晚，我已經勉強能起身了。第二天，坐臥已沒有問題。我把書攤在收起的大腿上，繼續從第一頁看起。傷口依然微微疼痛，這成了我不再看書的借口，看不了幾頁就放棄了。病房里只有我一張床，沒有電視機，手機也因為避免打擾而關了機，我所能做的除了睡覺，就是看書。有幾個護士換藥來的時候，看我專注看書的樣子，總是流露出驚訝的神色。我想如果護士漂亮一點，我看書的勁頭一定會足一點。至于這兩者之間存在什么樣的聯系，我并不知道，但一定存在。

更多的時候，我還是選擇了睡覺。偶爾，也打開手機。有幾個兄弟的未接來電，還有短信，叫我喝酒的。我已經在朋友圈里發了，家中有事，暫勿擾。我很少發朋友圈，除了說些廢話，讓自己更浮躁更虛偽外，還有什么作用？我甚至沒有加王生他們幾個的微信。所以有事了，他們會直接打我電話。

這么多年了，還能時不時地聚在一起喝酒，真是兄弟。除了喝酒，就是無數次重復說過無數遍的話，談過去，談女人。

我住的是單人特需病房，是王生給我安排的。我只是想安靜一些，這看起來像是一個領導干部的派頭。護士和護工們對我的態度卻并不是很好，大概是看著我不像領導，缺少一種政府官員該有的氣質。

我住院的這幾天，也沒人來探望，因而我的房間里既沒有水果籃，也沒有鮮花，顯得冷清，近乎窮酸了。每天天沒亮，護工阿姨就重手重腳地闖進來，開著了房里所有的燈，氣呼呼地拖地，總是把我弄醒。我告訴她我這個房間不用這么早來拖，或者不拖也沒關系。她從不理我，像是沒聽見。走的時候常常會忘記關門，或者關燈。后來說得多了，她頭也不抬地回了我一句，醫院規定的。一個小護士有一天問我，你是不是外地人？我有點莫名其妙。

看書的進度一直很慢，眼睛與文字始終缺少一種互相吸引的默契。梭羅的流水帳就像數學題，造那間小木屋的支出，總共是花了28塊1毛2分5，那么細碎的數字讓我覺得更加枯燥，我繼續看下去的欲望也越來越淡。我強迫自己看下去，再看一會。我的視線常常在一個頁面停留很久，從上面依次看到下面，直到最后幾行，卻記不起前面講了什么，于是再重新返回到上面幾行。剛看過似乎馬上忘記了，遺忘的速度驚人的快。我又翻回到前幾頁，發現好像都沒有看過，沒有印象，我懷疑是上一次看完的時候書簽夾錯了地方。醫生說手術后的記憶會下降，我想可能就是術后反應吧。

門推開了，我還在翻著書，尋找著前一個記憶停留的地方。很多人走了進來，王生是第一個。我叮囑過他，沒事也不用過來看我，我想一個人靜養。王生的身后一次走進了9個人，都是我喝酒的兄弟。胖子一進門就罵人，他媽的生病了也不說一聲，還關機，玩失聯啊。我第一次覺得胖子挺可愛，連粗話都那么順耳。王生看著我，手撓著頭，像做錯了事一樣，說，沒辦法，昨晚喝酒的時候沒收住嘴。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像小孩子一樣撓頭，在醫院就顯得有點滑稽。王生手里還拎著一個水果籃，胖子捧著一束花，病房里頓時蓬蓽生輝。大家七嘴八舌地數落起我來，好像他們此行是來興師問罪的，而不是看我。

病房第一次顯得那么擁擠。小護士換藥來的時候，是從胖子和王生的中間擠過來的。病房里一下子多出那么些人，她也有點意外。我問她，這花能放病房里嗎？我指了指胖子放在床頭柜上的那束百合。小護士說，沒事，放著吧。她頭也沒抬。我說別人不是都放在門外的嘛？她說，別人是幾個人一起住的，要影響其他病人。她始終沒有抬起頭來看一眼花，我有點失望。看得出來，百合是經過精心挑揀的，一朵朵含苞待放，嬌艷欲滴。胖子他們離開的時候，我還是讓他把花放到門口去。胖子疑惑地說，護士不是說放里面沒事的嘛！我堅定地說，放門口。

四

我開始下床走動。依然卷著一本書，來回地踱步，舉著看。手機里播放著越劇，悠悠揚揚的古老的旋律，帶著濃重的鄉土氣息。我喜歡越劇，遠勝于流行歌曲。小護士進來的時候，帶著一種不可思議的眼神看我。我問她干嗎這么看我，她停了一會，說，你的胡子好長了。我照了下鏡子，確實很長了。我扳著手指算了下，五天沒有刮胡子了。我說，你一個小姑娘干嗎關注一個大男人有沒有刮胡子啊？她突然羞怯起來，若不是口罩遮著臉，我想一定是臉紅了，說話的聲音也變了味，她解釋道，包傷口的紗布都快包到了，膠布粘著胡子撕下來可會很疼的。原來如此。她說完就急沖沖地走了，差點撞著門口走過的一個老頭。

老頭頭發白花花，路走得很慢。胸口掛著兩樣東西，右邊是一個引流包，半插在口袋里，透明的管子壁上掛著血絲。左邊是一個黑色正方體的收音機，也是半插進另一個口袋。乍一看，像一個受傷的老兵脖子上掛著一對手雷。“老兵”的收音機也是咿咿呀呀地響著，走近的時候，才聽清收音機里播放的是英語。我側著耳朵仔細聽，居然真是English。

我默默地關掉了手機的戲劇，決定去外面走走。

走廊很長，足足有七八十米。因為燈光昏暗的緣故，看起來比實際距離要更長一些。

手術幾天后，病人都會在這里走，活動一下肌肉。于是走廊里來來去去的都是病人。大家穿著一樣的衣服，走起路來一樣的姿勢，都一擺一擺地，像一個個腿腳不利索的機器人。病人的表情都差不多，除了偶爾幾個還因為疼痛扭曲著面部的器官，大都面無表情，沒有悲傷，沒有歡喜。臉上的氣色也是病人該有的氣色，憔悴，疲憊。因此也很難在這群人里分辨出那些人富貴，哪些貧窮。住的時間長了，慢慢熟了，碰到了會互相打個招呼，更熟一點，會停下來聊聊病情，然后各自東西。等到了走廊盡頭，再返回來，在差不多的地方又碰到了，再打招呼，把剛才還沒說完的話說說完。我覺得他們其中的一個可以改變行走的方向，這樣，他們可以齊頭并進，從而有更多的時間來聊天。他們都沒有這樣做，似乎更愿意這樣周而復始地見面，招呼，聊天，再分開。

走廊的盡頭是一間留觀室，新進的病人都會先到這里，經醫生的檢查確認后，再分配到各個病房。這里是病房里最吵的地方。今天我走到這里的時候，吵鬧聲特別響，遠遠的，還聞到一股濃烈的酒味。那是一種特別熟悉的味道，像闊別了多年的老友的氣息，隔著很遠就能感覺到。我確定，就是酒，還是那種52度的濃香型。我并不喜歡那種濃郁的香精，只是喜歡酒的味道。就像在深山老林住久了，突然有認識的人到來，即便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會分外親熱。走的近了，酒的味道混雜起來，再近一點，能聞到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這種氣味太熟悉了，我確定，有人喝多吐了。

屋子里兩個健碩的年輕人，按著一個彪形大漢。大漢剃著光頭，穿著一件緊身的黑背心，露出的大臂上都是刺青，像畫著一條龍。剛坐下去，又站起來，搖搖晃晃著，又坐了下去。小護士站在他的前面念著一張術前調查表，在大漢面前，小護士顯得尤其瘦弱。她最后一個問題是，你信什么，佛教還是基督教？三個人相互看著大笑起來。老子什么也不信，大漢說，老子信關二爺，哈哈哈。笑得猛了些，氣沒緩過來，一陣干嘔，之后，又咳嗽起來。旁邊一個使勁地給他捶背。

小護士用手用力地扇著鼻子，皺著眉頭說，手術前把身上的金屬全摘掉，項鏈、耳環還有戒指。大漢猛地站起來，帶起一陣風，小護士往后退了半步，像是一片樹葉被風吹動。大漢吐著酒氣吼，抬起粗黑的右手，我看到一條龍飛了起來。右邊的兄弟一把抓住了，生怕他打人似的。大漢攪拌著大舌頭說，老子這個是鉆的，戴了十幾年了，長在手指里了，你他媽的，嗬嗬，他媽的，叫老子摘下來。護士一點也不膽怯，說，這是規定，手術前必須摘掉所有的金屬。大漢啪地一下重重地把手拍在桌子上，側著頭對小護士說，你，你他媽地來剁了它，來呀。他把眼睛瞪得滾圓，眼睛里滿是血絲，眼珠子明顯凸了出來。右邊的兄弟轉著大漢無名指上碩大的戒指，說，你看，真摘不下來。他說話的時候，滿臉橫肉都松了下來，有點像沙皮狗的臉。護士說，這我不管，你們自己想辦法。說完，抱起胸前的講義夾，甩頭走了。

草，大漢嘴里罵罵咧咧著，朝著護士離去的方向踹了一腳，差點摔倒。

我跟在小護士后面，問她，你不怕他們嗎？那么兇。她說，怕什么，這種人見得多了，明天手術后就老實了。都要手術了，還喝那么多酒，真沒腦子。我說，不是手術后才不能喝酒的嗎?她白了我一眼。幸好，她并不知道，我手術前的那個晚上，也喝得醉醺醺。

果然，第二天大漢躺在病床上哎喲哎喲地叫喚了半天，那樣子，完全沒有了前日的兇悍。穿上了醫院的衣服，一身的肌肉和兩臂膀的青龍都掩了起來，眼睛里的兇光也消失了，除了一個光頭。光頭算什么，病房里多的是。

五

出院的時候，我最后翻了一下《瓦爾登湖》，書簽不知掉哪了，我也記不清看到哪一頁了，反正，沒看多少。我把它塞進行李包的時候，竟然有一種莫名的愧疚。

王生來送我。我問他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時候能夠喝酒？王生說，這個要主治醫生說了算。我說，少來這一套，主治醫生說至少要三個月。王生說，也不要這么長時間的，但總得過一段時間。我說，一段是多長？他說，反正看你自己身體情況吧，喝死你算了。

也就過了一個星期，胖子請吃飯了。我本來不想去，好幾個人都打電話來催，于是去了。王生沒有發話，我只能喝茶。大概是久疏飯局的緣故，同樣一批狐朋狗友，同樣的節奏，我卻遲遲入不了角色。就像演一出戲，我們已經演過無數回，各個場景了然于心，可是，這次，我卻不會演了。無論說詞還是動作，都沒有了感覺，與他們格格不入。輪到敬我酒的時候，總會卡住，就像一把梳子斷了半根齒，看著總那么別扭。他們會說隨意吧，然后自己抿上一小口，急急忙忙地流轉到下一個去，仿佛我就是多余的。我突然覺得這樣的吃飯很陌生。我是在努力追趕著他們的腳步，卻總是跟不上。

王生在跟別人劃拳。擼起了襯衫的袖子，滿臉油光，劃拳的時候身體一前一后有節奏地晃著，喉嚨已經沙啞。他總在贏，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我知道我不在的這段時間，他一直在贏。自從我住院了之后，他和我們這幫人一起聚的次數多了起來，很多時候，他已經替代了我在這張桌里的角色。他在贏拳的間隙朝我擠眉弄眼，不時朝我揮揮拳頭，像是示威。我心里沒底，這個時候出手，我沒有把握贏他。至少在氣勢上，早輸了。

胖子端著杯子來找我，屁股擠在我的椅子上和我坐一起，說好了一人一半，結果他的大屁股占去了四分之三還要多，居然還坐不穩，一只手扳著我的脖子，很用力，我的脖子有點疼。胖子嘴里噴著酒氣，反復說著，兄弟，你住院都不給我們說一聲，太他媽不夠朋友了。說到朋字的時候，一股唾沫星子噴出來，夾雜著酒，還有殘留在嘴里的被酒浸泡過的肉松末。翻來覆去這么幾句話，重復說。我努力表現出很認真在聽的樣子，還不時地點頭與他回應，以示他的講話很有道理。他舉起酒杯，碰下我的茶杯，吼了聲，兄弟，干了。一仰脖子，顧自把一杯酒直接倒進喉嚨，完了把杯子底朝天地擺一下，朝著我微微一笑。他喝酒的時候，喉結只會動一下，就像水龍頭里的旋轉開關，轉一下，酒全下去了。他扶著我的肩膀顫顫悠悠地站起來，搖搖晃晃地找另一個人去重復一些同樣的話。

我索性離開了位置，走到包廂的另一端。

電視里播放的是一個老片子《滿漢全席》，是另一番樣子的吃吃喝喝。我靜靜地坐在那里，看著胖子他們觥籌交錯，我突然感覺自己像與他們隔著一個世界。那份熱鬧在包廂的那端被光和影裹成一個整體，遠遠地傳到我這里，就跟電視里一模一樣。

做B超的女醫生頭發染得出奇地紅，還扎了一根粗大的馬尾辮。我進去的時候，她正挺直了身子，頭努力地往上仰，右手朝后使勁地捏著脖子。馬尾辮隨著手的揉動，微微晃著。她問旁邊坐著的一個年輕的女醫生，還剩下幾個？那個人說，最后一個了。

我躺在了她身邊的推床上。床上罩著一張藍顏色的塑料布，貼在背上很涼。

兩個女人一直聊著天，因為戴著口罩，聲音有一點沉悶。我躺著，就像流水線上的一件產品，從另一個車間傳到了她們這個車間。女醫生饒有興致地講著昨晚的那場麻將，還有她的脖子，越來越酸脹了。她一邊說著話，一邊朝我抬了下頭，手中的儀器往我頭上的方向揚了揚。我配合著她的手勢，把身子往上挪了挪，并把衣服拉了起來。她說，再拉高一點。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聲音完全不同于剛才聊天的語氣，冷冷的，像換了一個人。

冰冷的儀器在我身上游動，有點癢。她盯著顯示器的屏幕，嘴里不時地報出許多專業的器官名字和數據，旁邊的女人飛快地敲著鍵盤記錄著。有什么問題嗎？我問。我只是隨便問問。躺在病床上，感覺自己就是病人了，我不喜歡這樣的狀態，還有她那種職業的命令式的口氣。我試圖與她們聊天，以此來拉近我們之間的關系。沒事，她說。她的話依然沒幾個字。探頭抵了抵我的右脅。右腎，結石，她說。我問，嚴重嗎？她說，沒事。脂肪肝傾向，她又說。我有點擔心，又問，嚴重嗎？有事嗎？沒事，她說，只是傾向。她的回答幾乎一樣，輕描淡寫地。她好像很嫌棄我這個身體，或者嫌棄與我說話，始終不肯多說一點。她的嘴卻并未閑著，常常是跟我說完幾個字，然后用另一種語調聲情并茂地講著那場麻將和她的脖子，當然不是對我說。她就這樣在我與那個女人之間切換著聊天模式。

我找不到聊天的切入點，于是不再響。身體上的毛病好像是一下子冒出來的，讓我有一種突然衰老的感覺。女醫生扔給我幾張餐巾紙，我以為結束了，就爬了起來。她說，別動，還要檢查脖子。我順從地躺下來，然后抬起頭，露出那段脖子。

這個時候，我才完整地看清她的臉。

女醫生帶著一張藍色的口罩，只露出上半張臉，不胖，皮膚白皙，鼻梁上有一道清晰的青筋，從眼角下爬出來斜著翻過鼻子，伸進另一側的眉毛里。兩道眉毛顯然經過精心修理，細密而均勻，柳葉一般微微彎下來，長長的睫毛下撲閃著一對大眼睛，專注地盯著屏幕。我喜歡這樣專注的眼神。那個樣子很美。

她突然不再說話，手里的儀器也停止了動作，額頭皺了起來，似乎看不清屏幕而往前湊近了些。她自言自語地說了句，不大好。聲音很輕，慢吞吞地拖著，似乎還停留在判斷和思考里，聽上去并不確定。我一下子慌了，腦子里迅速飛過無數個念頭，很亂。

脖子里的探頭冰涼，感覺是被人頂著一支槍。我問了一聲，她沒時間理我，另一只手快速地敲打著鍵盤。她說不好，這次說得很清楚，干脆利落，像拍賣師落下了錘子。她轉過頭朝那個女人報了一串數字，然后對著我重復了一遍，不好，并且嚴肅地點了一下頭。我問，什么意思？我感覺躺在推床上的身軀瞬間縮成很小的一塊，像一只可以用手指輕輕捏死的蟲子，說話的聲音也卡在了喉底，發不出來。她盯著我反問，我說得還不夠明白嗎！聲音恢復了原先的冷冰。

我與她對視著，想從她的眼睛里讀出點什么。我盡量掩藏著剛才的慌亂和內心深處的怯懦，不想在眼神里把這些信息傳遞給她，使她變得更強大。

我點了點頭，大概有一陣子的沉默，誰都沒有講話。我不停地用餐巾紙機械的擦著脖子上的潤滑液，動作很遲鈍，直到它們變得粉碎，一點點從指間滑落。我想繼續說話的時候，喉嚨已經僵硬，我需要咽一下口水才能發出聲音。這下，我確實成了一個病人，病還不輕。我弱弱地問，這個病——到什么程度了？她們忙著整理，沒睬我。我又加了一句，我指的是哪一期了？我幾乎是在懇求了。女醫生頭也沒回，她說她只負責檢查，判斷由醫生來下。

我一邊應著，一邊拉褲子穿皮帶。這條皮帶用了沒多久，頂端的皮有些脹開了，總是很難穿過皮帶扣，我費了很大勁，才勉強穿進去。走到門口的時候，想起了一個問題，折了回去，我說，那，以后還能不能喝酒？兩個醫生差不多同時回轉了身，然后互相看了一眼。我好像聽到她們笑了一下。確實笑了。

我在休息室里的沙發上發了會呆，腦子里空空的。醫院里有個同學叫王生，是麻醉醫生，現在已經混成專家了。我不喜歡麻煩別人，所以很少去找他。平常也一起吃吃飯，喝喝酒。每次吃飯他都會跟我提那次劃拳的事，他說他跟我劃拳連輸十八下，連喝十八杯。十八個倒滿酒的杯子齊刷刷地擺在他的面前，那場面蔚為壯觀。我記得，開始劃拳的時候他已經有了醉意，執意要跟我比，以致出手不出三個回合必被我抓，還屢敗屢戰。至于是否連贏十八下，我是沒有一點記憶了。他每次都說，說得多了，仿佛是有那么回事了。

找到王生的時候，他剛做完一個手術。他聽我的聲音以為是喉嚨毛病，大約我的喉嚨的確有些沙啞。我指著脖子告訴他是甲狀腺，隨后簡單復述了醫生說的話。他聽著，職業地點著頭，像聽一個陌生人在講述病情，臉部的表情都沒有配合著表示一下。我有點懊惱。他說，沒事，先別慌。我心說他媽的病長在你身上慌不慌。他說甲狀腺不可能一下子長這么快的，即便不好，也沒什么問題，現在醫學技術這么發達，一切都不是問題。我說生死有命，不慌。再說了，慌有什么用。他問給我做B超的是哪個醫生，我說一個很白的染著紅頭發的女人，講普通話。他側著臉想了會，想不出來，抬手看了看手表，說還有點時間，陪我去一趟。

再到B超室的時候，她們正要熄燈走人。看得出來，他和她們也不是很熟。我猶豫著留在了門外，這樣方便他們說話，有些話經過另一個人的傳遞，可能會更容易讓人接受。

因為關了燈，屋里面更暗了，透過一層半透明的簾子，我看到他們模糊的身影，晃動著一股神秘。聲音從里面斷斷續續地傳來，像從遙遠的地方發出來，聽不真切。我在門口走來走去，糾結著是否應該進去參與談話，或者走近一些，聽得清楚一些。

王生很快出來了，他的神色看起來比進屋時輕松，這讓我很放心。他示意我往前邊走走。我跟在他后面，心情忐忑，始終不敢先開口。他在一個轉彎處停了下來，看了看我的身后，對我說，從她的判斷來看是不大好，她只有六成的把握，他豎著一個拇指和小指比劃了下。我說六成的把握都敢這么直白地透露給病人，他媽的想嚇死人啊。他朝我擺擺手，阻止我繼續說下去。然后稍稍壓低了聲音，他說這個女人是去年剛從外市調來的，原先不做體檢的，太年輕，出了一些錯，給調這里了。他說話的時候，我一直看著他的眼睛。我有看別人眼睛的習慣，尤其在有些事情需要作出判斷的時候。我說這個病，最嚴重的后果會是什么，給我露個底。他大聲笑了起來，用手背彈了彈我的胸口，說，怎么，怕死啊？我也笑了笑，很僵硬，我說不怕，就怕以后沒得酒喝了。他笑得很自然，說還要贏回那十八下，他讓我放心，一點沒事。

分開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要我去大醫院檢查，那里的醫生經驗豐富。我叮囑他不要告訴別人，包括我老婆。女人膽小，知道了一驚一乍地，指不定發生什么事來，所以我決定暫時不跟其他人說。

接下來的時間，我開始研究病情。網絡發達就是這點好，無論什么疑難事情，找網絡準能弄明白個大概。找醫院是最麻煩的，網上的說法太多，沒有一個集中的意見，而且知名的醫生短時間內都掛不了號。王生打電話來，給我推薦了個省城醫院，還可以托人幫我掛號，就在明天，問我行不行。我說行。

第二天像要下雨的樣子，關門的時候，我把傘忘在了門口。出門之后，先向單位請了個假，估計回來會晚些，還是給老婆發了個短信，說是要去外面出差，晚上可能回來晚些，然后匆匆上路。

我覺得自己就像偷情的女人，一不小心懷了別人的孩子，悄悄地跑去省城打胎。

二

護工把我推進手術室，什么也沒說就走開了，手術室里只剩下我一個人。

生平第一次上手術臺，還是有點慌張。頭上的無影燈低垂著，給人一種真實的壓迫感。監控儀器“嘟-嘟-嘟”地叫著，很響很刺耳。我努力調整著自己的呼吸，盡量不去想與手術有關的任何事情。我轉頭看看了四周（這個時候也只有頭可以轉動了，身上扎滿了各種線，像被五花大綁著），沒有一個地方能引起我的興趣。于是閉了眼，調息養神。

監控儀器的叫聲似乎更響了，就像駕駛汽車不系安全帶發出的警報聲，“嘟-嘟-嘟-嘟”，持續不斷。聽久了，發現叫聲有個最大特點——勻速，就像節拍器。于是，我試著在心里唱起了二胡曲《賽馬》，去應和儀器的警報聲，每個“嘟”聲都準確地落在節拍點上，不偏不倚，以至于再也沒有了那種噪音的嘈雜。我不停地默唱，并用手指輕輕拍打起了病床。到最后一段的時候忘譜了，我只能返回到前一段重新來過。我經常碰到背誦詩詞卡住的情況，有時候遇到卡住的地方重新來一遍，會很順利地背下來，就像拉鏈卡住的時候，回一回再拉，就能拉過去一樣。大概是真忘了，回了幾遍，到了卡住的地方依然唱不下去，于是煩躁起來。

手術室的門拉開了，王生全副武裝地進來了。因為帶著口罩和帽子，我一時沒認出來。他是這次手術的麻醉醫生。他說他要先開始了，主刀醫生馬上來了。

主刀醫生是全院最好的醫生，也是他幫我請的，生病期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幫我安排的。

我到省城醫院找的是他的同學，也是一個麻醉師。他說幫我找好了最好的B超醫生，叫我放心。他還說什么時候跟王生一起來玩，喝個酒，聽王生說我喝酒劃拳挺好，什么時候切磋一下。我想都什么時候了，生死難料了還提什么喝酒劃拳。平時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們看上去一本正經的，一旦熟起來，也就普通人而已。我只是隨便應了一聲。

做B超的是個老醫生，架著一副老花鏡，看上去很讓人放心。老醫生話不多，我想跟他介紹一下初診情況，他笑著搖搖頭，說不必了，檢查過再說。老醫生有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威懾力，或許是自己患病后的怯弱感造成的一種錯覺。我抬頭看他的時候，想起了女醫生的臉，那長長的睫毛，還有那道斜著的青筋。我屏住呼吸聽，唯恐漏掉他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

老醫生和女醫生的檢查方式大同小異，結束之后跟我說，放心吧，問題不大。我有點不敢相信，怕聽錯了。我說您再說一遍。他的解釋很專業，從形狀、回聲、血流等各方面作了詳細的解釋。他說這個癥狀很容易被誤診。我聽不懂，也不想懂，我想要結果，一個結果足夠了。老醫生的聲音很低沉，很醇厚，像一壺陳年的女兒紅。他說位置不好體積又大了點，還是要住院手術。

我突然笑了起來，發自內心的開心地笑。老醫生有點詫異，從來沒有病人在聽說要住院手術的時候還會開心地笑起來的。

王生說他準備好了，問我是不是見過主刀醫生再上麻藥。我問，有區別嗎？他說有些病人只有見過了主刀醫生心里才踏實，否則大概會有一種被人宰了都不知道被誰弄死的心理。我說我只要記住你王生就好，不怕找不到冤頭債主。王生拿了個面罩覆在我的臉上，我說不用打針嗎？他說不用，現在先進了，這個氣體吸進去就ok了，很快的。果然很快。我的腳底馬上有一種冰涼的感覺，這種冰涼很快蔓延上來，到膝蓋，到大腿，然后手指也有了同樣感覺。我想，大概人死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慢慢地冰涼起來。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想問王生像我們這種經常喝酒酒量又好的人，是不是要多用點麻藥？我張了張嘴，沒張開。然后沒有了知覺。

我做了一個夢。夢很長。十幾個兄弟圍坐著喝酒，桌子特別大，杯盤狼藉，亂糟糟的一片。后來，好幾個趴在桌上醉了，我和王生還在劃拳，王生輸了，舉著一瓶啤酒吹喇叭，他的前面還擺著十八杯的酒。隔壁像是有人敲墻壁，“嘟-嘟-嘟-嘟”，很煩。有人大聲地喊服務員。有人在說，好了好了，大概是喝酒到此為止的意思。我說，什么好了好了，每人起碼再來一瓶。我喊服務員拿酒來，快點，再來一瓶。好幾個聲音都在說，好了好了。聲音越來越大，就在我的耳邊。我一直嚷著，再來一瓶。

我醒了，迷迷糊糊地。王生和幾個護士還在推我，說著好了好了，可以醒了。王生說睡著舒服吧，再來一瓶什么意思？我睡覺的時候會打呼嚕，有時候會說夢話，常常會被自己的呼嚕打醒，也會被夢話說醒，最后的那句話往往自己也聽得到。我對王生說，我夢到自己喝酒了，你劃拳又輸了。麻藥的藥性顯然還沒有過去，從手術室推到病房的路上，我一直處在半昏迷的狀態，他們讓我多說說話，別睡著。說了什么，我都不記得了。

后來我問老婆，我手術結束出來的樣子，像不像死豬。她說哪有啊，精神著呢！我問什么樣子？她說別人都是不說話的，你話特多，就像平時喝多了的樣子，盡是廢話。我說在夢里真喝酒了，你信不？

三

我來住院的時候，帶了兩本書。一本是《瓦爾登湖》，一本是《受戒》。起初我只想帶《瓦爾登湖》，這本書我已經看了很多年，從未看完過，總是想起來了看一些，看不下去了就撂在一邊。過一段時間，什么都不記得了，再拿起來，從第一頁重新看起。書是好書，而且我買了不同版本的好幾本，沒有一本看完過。書里第一頁寫著，當你足夠安靜的時候，才能讀完這本書。我把不能讀完的原因歸結于心里的不夠安靜。趁著這個機會，我決定出院之前一定要把它看完。為了預防萬一，我還是帶了另一本書，比起梭羅來，汪曾祺的小說就顯得有趣多了。

手術當晚，我已經勉強能起身了。第二天，坐臥已沒有問題。我把書攤在收起的大腿上，繼續從第一頁看起。傷口依然微微疼痛，這成了我不再看書的借口，看不了幾頁就放棄了。病房里只有我一張床，沒有電視機，手機也因為避免打擾而關了機，我所能做的除了睡覺，就是看書。有幾個護士換藥來的時候，看我專注看書的樣子，總是流露出驚訝的神色。我想如果護士漂亮一點，我看書的勁頭一定會足一點。至于這兩者之間存在什么樣的聯系，我并不知道，但一定存在。

更多的時候，我還是選擇了睡覺。偶爾，也打開手機。有幾個兄弟的未接來電，還有短信，叫我喝酒的。我已經在朋友圈里發了，家中有事，暫勿擾。我很少發朋友圈，除了說些廢話，讓自己更浮躁更虛偽外，還有什么作用？我甚至沒有加王生他們幾個的微信。所以有事了，他們會直接打我電話。

這么多年了，還能時不時地聚在一起喝酒，真是兄弟。除了喝酒，就是無數次重復說過無數遍的話，談過去，談女人。

我住的是單人特需病房，是王生給我安排的。我只是想安靜一些，這看起來像是一個領導干部的派頭。護士和護工們對我的態度卻并不是很好，大概是看著我不像領導，缺少一種政府官員該有的氣質。

我住院的這幾天，也沒人來探望，因而我的房間里既沒有水果籃，也沒有鮮花，顯得冷清，近乎窮酸了。每天天沒亮，護工阿姨就重手重腳地闖進來，開著了房里所有的燈，氣呼呼地拖地，總是把我弄醒。我告訴她我這個房間不用這么早來拖，或者不拖也沒關系。她從不理我，像是沒聽見。走的時候常常會忘記關門，或者關燈。后來說得多了，她頭也不抬地回了我一句，醫院規定的。一個小護士有一天問我，你是不是外地人？我有點莫名其妙。

看書的進度一直很慢，眼睛與文字始終缺少一種互相吸引的默契。梭羅的流水帳就像數學題，造那間小木屋的支出，總共是花了28塊1毛2分5，那么細碎的數字讓我覺得更加枯燥，我繼續看下去的欲望也越來越淡。我強迫自己看下去，再看一會。我的視線常常在一個頁面停留很久，從上面依次看到下面，直到最后幾行，卻記不起前面講了什么，于是再重新返回到上面幾行。剛看過似乎馬上忘記了，遺忘的速度驚人的快。我又翻回到前幾頁，發現好像都沒有看過，沒有印象，我懷疑是上一次看完的時候書簽夾錯了地方。醫生說手術后的記憶會下降，我想可能就是術后反應吧。

門推開了，我還在翻著書，尋找著前一個記憶停留的地方。很多人走了進來，王生是第一個。我叮囑過他，沒事也不用過來看我，我想一個人靜養。王生的身后一次走進了9個人，都是我喝酒的兄弟。胖子一進門就罵人，他媽的生病了也不說一聲，還關機，玩失聯啊。我第一次覺得胖子挺可愛，連粗話都那么順耳。王生看著我，手撓著頭，像做錯了事一樣，說，沒辦法，昨晚喝酒的時候沒收住嘴。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像小孩子一樣撓頭，在醫院就顯得有點滑稽。王生手里還拎著一個水果籃，胖子捧著一束花，病房里頓時蓬蓽生輝。大家七嘴八舌地數落起我來，好像他們此行是來興師問罪的，而不是看我。

病房第一次顯得那么擁擠。小護士換藥來的時候，是從胖子和王生的中間擠過來的。病房里一下子多出那么些人，她也有點意外。我問她，這花能放病房里嗎？我指了指胖子放在床頭柜上的那束百合。小護士說，沒事，放著吧。她頭也沒抬。我說別人不是都放在門外的嘛？她說，別人是幾個人一起住的，要影響其他病人。她始終沒有抬起頭來看一眼花，我有點失望。看得出來，百合是經過精心挑揀的，一朵朵含苞待放，嬌艷欲滴。胖子他們離開的時候，我還是讓他把花放到門口去。胖子疑惑地說，護士不是說放里面沒事的嘛！我堅定地說，放門口。

四

我開始下床走動。依然卷著一本書，來回地踱步，舉著看。手機里播放著越劇，悠悠揚揚的古老的旋律，帶著濃重的鄉土氣息。我喜歡越劇，遠勝于流行歌曲。小護士進來的時候，帶著一種不可思議的眼神看我。我問她干嗎這么看我，她停了一會，說，你的胡子好長了。我照了下鏡子，確實很長了。我扳著手指算了下，五天沒有刮胡子了。我說，你一個小姑娘干嗎關注一個大男人有沒有刮胡子啊？她突然羞怯起來，若不是口罩遮著臉，我想一定是臉紅了，說話的聲音也變了味，她解釋道，包傷口的紗布都快包到了，膠布粘著胡子撕下來可會很疼的。原來如此。她說完就急沖沖地走了，差點撞著門口走過的一個老頭。

老頭頭發白花花，路走得很慢。胸口掛著兩樣東西，右邊是一個引流包，半插在口袋里，透明的管子壁上掛著血絲。左邊是一個黑色正方體的收音機，也是半插進另一個口袋。乍一看，像一個受傷的老兵脖子上掛著一對手雷。“老兵”的收音機也是咿咿呀呀地響著，走近的時候，才聽清收音機里播放的是英語。我側著耳朵仔細聽，居然真是English。

我默默地關掉了手機的戲劇，決定去外面走走。

走廊很長，足足有七八十米。因為燈光昏暗的緣故，看起來比實際距離要更長一些。

手術幾天后，病人都會在這里走，活動一下肌肉。于是走廊里來來去去的都是病人。大家穿著一樣的衣服，走起路來一樣的姿勢，都一擺一擺地，像一個個腿腳不利索的機器人。病人的表情都差不多，除了偶爾幾個還因為疼痛扭曲著面部的器官，大都面無表情，沒有悲傷，沒有歡喜。臉上的氣色也是病人該有的氣色，憔悴，疲憊。因此也很難在這群人里分辨出那些人富貴，哪些貧窮。住的時間長了，慢慢熟了，碰到了會互相打個招呼，更熟一點，會停下來聊聊病情，然后各自東西。等到了走廊盡頭，再返回來，在差不多的地方又碰到了，再打招呼，把剛才還沒說完的話說說完。我覺得他們其中的一個可以改變行走的方向，這樣，他們可以齊頭并進，從而有更多的時間來聊天。他們都沒有這樣做，似乎更愿意這樣周而復始地見面，招呼，聊天，再分開。

走廊的盡頭是一間留觀室，新進的病人都會先到這里，經醫生的檢查確認后，再分配到各個病房。這里是病房里最吵的地方。今天我走到這里的時候，吵鬧聲特別響，遠遠的，還聞到一股濃烈的酒味。那是一種特別熟悉的味道，像闊別了多年的老友的氣息，隔著很遠就能感覺到。我確定，就是酒，還是那種52度的濃香型。我并不喜歡那種濃郁的香精，只是喜歡酒的味道。就像在深山老林住久了，突然有認識的人到來，即便不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會分外親熱。走的近了，酒的味道混雜起來，再近一點，能聞到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這種氣味太熟悉了，我確定，有人喝多吐了。

屋子里兩個健碩的年輕人，按著一個彪形大漢。大漢剃著光頭，穿著一件緊身的黑背心，露出的大臂上都是刺青，像畫著一條龍。剛坐下去，又站起來，搖搖晃晃著，又坐了下去。小護士站在他的前面念著一張術前調查表，在大漢面前，小護士顯得尤其瘦弱。她最后一個問題是，你信什么，佛教還是基督教？三個人相互看著大笑起來。老子什么也不信，大漢說，老子信關二爺，哈哈哈。笑得猛了些，氣沒緩過來，一陣干嘔，之后，又咳嗽起來。旁邊一個使勁地給他捶背。

小護士用手用力地扇著鼻子，皺著眉頭說，手術前把身上的金屬全摘掉，項鏈、耳環還有戒指。大漢猛地站起來，帶起一陣風，小護士往后退了半步，像是一片樹葉被風吹動。大漢吐著酒氣吼，抬起粗黑的右手，我看到一條龍飛了起來。右邊的兄弟一把抓住了，生怕他打人似的。大漢攪拌著大舌頭說，老子這個是鉆的，戴了十幾年了，長在手指里了，你他媽的，嗬嗬，他媽的，叫老子摘下來。護士一點也不膽怯，說，這是規定，手術前必須摘掉所有的金屬。大漢啪地一下重重地把手拍在桌子上，側著頭對小護士說，你，你他媽地來剁了它，來呀。他把眼睛瞪得滾圓，眼睛里滿是血絲，眼珠子明顯凸了出來。右邊的兄弟轉著大漢無名指上碩大的戒指，說，你看，真摘不下來。他說話的時候，滿臉橫肉都松了下來，有點像沙皮狗的臉。護士說，這我不管，你們自己想辦法。說完，抱起胸前的講義夾，甩頭走了。

草，大漢嘴里罵罵咧咧著，朝著護士離去的方向踹了一腳，差點摔倒。

我跟在小護士后面，問她，你不怕他們嗎？那么兇。她說，怕什么，這種人見得多了，明天手術后就老實了。都要手術了，還喝那么多酒，真沒腦子。我說，不是手術后才不能喝酒的嗎?她白了我一眼。幸好，她并不知道，我手術前的那個晚上，也喝得醉醺醺。

果然，第二天大漢躺在病床上哎喲哎喲地叫喚了半天，那樣子，完全沒有了前日的兇悍。穿上了醫院的衣服，一身的肌肉和兩臂膀的青龍都掩了起來，眼睛里的兇光也消失了，除了一個光頭。光頭算什么，病房里多的是。

五

出院的時候，我最后翻了一下《瓦爾登湖》，書簽不知掉哪了，我也記不清看到哪一頁了，反正，沒看多少。我把它塞進行李包的時候，竟然有一種莫名的愧疚。

王生來送我。我問他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時候能夠喝酒？王生說，這個要主治醫生說了算。我說，少來這一套，主治醫生說至少要三個月。王生說，也不要這么長時間的，但總得過一段時間。我說，一段是多長？他說，反正看你自己身體情況吧，喝死你算了。

也就過了一個星期，胖子請吃飯了。我本來不想去，好幾個人都打電話來催，于是去了。王生沒有發話，我只能喝茶。大概是久疏飯局的緣故，同樣一批狐朋狗友，同樣的節奏，我卻遲遲入不了角色。就像演一出戲，我們已經演過無數回，各個場景了然于心，可是，這次，我卻不會演了。無論說詞還是動作，都沒有了感覺，與他們格格不入。輪到敬我酒的時候，總會卡住，就像一把梳子斷了半根齒，看著總那么別扭。他們會說隨意吧，然后自己抿上一小口，急急忙忙地流轉到下一個去，仿佛我就是多余的。我突然覺得這樣的吃飯很陌生。我是在努力追趕著他們的腳步，卻總是跟不上。

王生在跟別人劃拳。擼起了襯衫的袖子，滿臉油光，劃拳的時候身體一前一后有節奏地晃著，喉嚨已經沙啞。他總在贏，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我知道我不在的這段時間，他一直在贏。自從我住院了之后，他和我們這幫人一起聚的次數多了起來，很多時候，他已經替代了我在這張桌里的角色。他在贏拳的間隙朝我擠眉弄眼，不時朝我揮揮拳頭，像是示威。我心里沒底，這個時候出手，我沒有把握贏他。至少在氣勢上，早輸了。

胖子端著杯子來找我，屁股擠在我的椅子上和我坐一起，說好了一人一半，結果他的大屁股占去了四分之三還要多，居然還坐不穩，一只手扳著我的脖子，很用力，我的脖子有點疼。胖子嘴里噴著酒氣，反復說著，兄弟，你住院都不給我們說一聲，太他媽不夠朋友了。說到朋字的時候，一股唾沫星子噴出來，夾雜著酒，還有殘留在嘴里的被酒浸泡過的肉松末。翻來覆去這么幾句話，重復說。我努力表現出很認真在聽的樣子，還不時地點頭與他回應，以示他的講話很有道理。他舉起酒杯，碰下我的茶杯，吼了聲，兄弟，干了。一仰脖子，顧自把一杯酒直接倒進喉嚨，完了把杯子底朝天地擺一下，朝著我微微一笑。他喝酒的時候，喉結只會動一下，就像水龍頭里的旋轉開關，轉一下，酒全下去了。他扶著我的肩膀顫顫悠悠地站起來，搖搖晃晃地找另一個人去重復一些同樣的話。

我索性離開了位置，走到包廂的另一端。

電視里播放的是一個老片子《滿漢全席》，是另一番樣子的吃吃喝喝。我靜靜地坐在那里，看著胖子他們觥籌交錯，我突然感覺自己像與他們隔著一個世界。那份熱鬧在包廂的那端被光和影裹成一個整體，遠遠地傳到我這里，就跟電視里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