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篇首先提出了“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寥寥數語，含義卻無比深刻，通過形象的比喻，把道德教化比喻成北極星，其他星辰都圍繞著北極星轉一樣，治國之道是以德為基強調德政是以德服人，以德治國。因此，儒家治國之道的根基是德政，這深刻影響了中國后世兩千多年社會制度、政治形態和文化氛圍。這里的“德”可以理解成為人類本性即天命之性、區別于動物和蠻夷之族的理性，內容和范圍比道德要廣。
德治與法治是儒家和法家治國理念的出發點，區別在于治理的動力來源。德治強調通過提高個人的內在的修為，以“六藝”（禮、樂、御、射、書、數）的方式，提升自我修養，實現自我約束，在個人能良好自我管理的基礎上，治理國家就不是難事，這一點與道家的無為而治的結果類似，但過程是“入世”和“出世”方式方法的不同。而法家則從人的理性不足以約束自我出發，主張通過實施條目繁浩的嚴刑峻法來對人民進行強有力外部約束，秦王朝采用法家思路，從秦孝公重用衛鞅開始，國力日漸增強，積累到嬴政時期，完成了一統戰國七雄的大業，但是來自外在約束力終歸是反人性或者是不以人為本的，所以無法持久（秦朝僅存在短短十幾年），被法治壓迫得毫無生存權的窮苦人民們只能選擇揭竿而起（如陳勝吳廣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