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名士，首先想到的就是魏晉名士。魏晉名士因為《世說新語》，精神面貌完全留了下來。后來的人仰望了千年，也批判了千年。

但是名士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呢？馮友蘭先生說，成為一個名士要具備四個條件：玄心、洞見、妙賞、深情。

妙賞，則是與三國末期到魏晉時期以來的品評人物有關，造成了對于文人雅物，都喜歡品評一番的風氣。但是出名的名士也有不臧否人物的，比如阮籍。當一個人見得多了，見到不平的事情，心里面總會有一些想法，如果環(huán)境允許，他們還是會發(fā)泄一些自己的牢騷的，比如蘇東坡，就說自己一肚皮的不合時宜，也喜歡品評時事。明末的東林黨，則是完全以清議為己任了。至于性格上像嵇康的龔自珍，有著阮籍的神韻但是骨子里面有著嵇康性格的魯迅，都是離不開品評時事。所以，妙賞，要是不著邊際的清談的話，大可不必；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話，未嘗不可。但是事關生死，還是三緘其口好一點。

洞見，應該是成為名士的關鍵。要是不能把事情看得通透，即便是再努力，到最后也只能成為一頭努力耕田，老來無依的老黃牛，就像諸葛亮。諸葛亮繼承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像孔子一樣，為著一份失去的繁華時代的夢而努力，到最后鞠躬盡瘁，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流水。世事洞明皆學問，要是不問世事的話，也是成不了一個名士的，真的“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冬夏與春秋”，只能是一個小家子氣的糊涂蛋。出世與入世之間的分寸如何把握，正是見證一個人的玄心的時候。

玄心，就是既要關注現實，又能夠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當一群人一窩蜂的涌向一個地方的時候，玄心的人不會頭腦發(fā)熱盲目跟風。當所有人都在贊美一個人的時候，他不會隨聲附和說出違心的話。當物欲橫流的時候，他能夠在鬧市中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在青燈黃卷中尋找一份靈魂的棲息之地。玄心，就是要不回避世道人心，又不與之融為一體。要是以為陶淵明是真的喜歡那種田園式的帶月荷鋤歸的生活，那就是不但沒有玄心，而且沒有洞見。要是他真的是這樣，為什么還會將自己寶貴的年輕時候的三十年浪費在官場之中，現在工作三十年也是該退休的時候了。要是以為魯迅真的就是眼睛里面只有現實，那更是一個糊涂蛋，不能在魯迅文字的字里行間體會到，他的孤獨感，疏離感，寂寞感，苦悶感，以及學富之后的灑脫，也是沒有玄心的。因為之后自己到達了一定的境界，才能懂得那一種境界。

深情，更加是名士的必要條件。沒有深情，一個人就是在空中飄浮著的，沒有根，就算學識再高，心再玄遠，在能夠洞明時事，再能夠辨別人物高下，也是一個與別人無關的空氣人。只有心中能滿懷深情，對愛情友情和親情，掛在心間，那才是真的名士。孔子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后來單純的強調禮，就造成了行禮的人有些虛偽了。禮畢竟是外表的東西，只做表面的東西，沒有內心的深情作支撐，也很難做到色恭，做到不違。而名士又往往注重更加實在的內心，不在乎表面的禮節(jié)。比如對父母原本就十分的孝敬，何必糾結在去世之后嚴守禮節(jié)而不盡哀，阮籍不守禮法，但是在母親去世之后嘔血數升，也是難得的孝子。白首如新傾蓋如故，何必天天膩在一起才是朋友呢，反倒是甜得像是蜜一樣的，都不是君子之交，不是有求于人，就是虛于應付。

名士，名士。在盛唐的時候能夠容得下像孩子一樣天真的李白，不必去做名士。在刑不上大夫的宋代，蘇軾可以有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也不必去做名士。名士，只出現在文人命薄如紙朝不保夕的魏晉時期，真可深思。

魯迅寫了《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的關系》，向魏晉名士致敬。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本人也是一個真的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