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MENG
最近有一期圓桌派，講文藝青年的“病”，蔣方舟、梁文道，馬未都、竇文濤四個文化人一起聊文青，梁文道被揶揄為文青代表人物，不免被黑上兩句，說是山本耀司店里的模特，穿得和他一模一樣。然后馬未都說這衣服很貴嗎？梁文道立刻擺出很懂行的樣子講解一番，完了不忘加一句：我不穿他的衣服。
然后蔣方舟就開始一臉嫌棄地聊起了文藝青年和“偽文青”，在她看來，文藝青年是沒錢才成為文藝青年的，因為無法融入主流價值，所以便找來文史哲給自己當遮羞布（大致意思）。
她講了一個她身邊的文青的奮斗史，據她說，這位文青很崇拜自己，給她寫了許多信（還有不少血書），最后他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一名編輯，并且成了小說家，寫了許多小黃書，女主都是她的名字。
且不說這故事是真是假，光是聯想一下蔣方舟成為小黃書女主，就感覺畫面很違和……
因為窮，所以做文青，這種奇怪的邏輯不知道是哪里來的？我還真沒見過哪個人是因為窮，所以讀起了書的，讀書能掩飾窮，那乞丐是不是應該都滿腹經綸？
文藝青年窮，值得嘲笑嗎？奧威爾做過流浪漢，海明威寫過他落魄的時光《流動的盛宴》，張愛玲去了美國以后也很窮（雖然那時已經不是青年），不得不賣文求生；亨利·米勒也曾經窮得叮當響，到處借錢，蹭吃蹭喝……可是哪個時代的文藝青年都沒有因為窮而被如此地恥笑過。
記得一個編輯曾對我說：什么是文學？很簡單，主人公窮，就是文學。相對而言，主人公有錢了，那就是小時代。這種區分法則也是簡單粗暴到令人咋舌——這么說來《紅樓夢》也算不上文學，里面的主角都太有錢了。
于是按照這個邏輯走下去，承認自己文青便等于承認自己窮，而窮是可恥的，所以文青也是可恥的。文藝青年只有努力賺錢，穿上山本耀司，才能擺脫被鄙視的宿命，從而成為“文藝教主”。
馬未都說：當年我們都是文藝青年，王朔也是，他不承認他也是。我突然想起之前有一部很神奇的電影，叫《小說》，里面當真是請了一眾小說家，從王朔、阿城、馬原到方方、余華、棉棉，大家濟濟一堂，開了一個講座，講什么是“詩意”，恐怕是沒有劇本的真實討論，討論了半天，得出的結論是：有錢就有詩意，沒錢啥也別提了。
那部電影拍攝于十年前，回頭看看這十年間，那些開會的作家，有誰寫出了好作品？
雖然“有錢就有詩意”是一句聽上去很有道理，很接地氣的話，可是蘊含著的內在邏輯卻是低俗又荒誕的，當“詩意”被等同于一種獲取物質享受的能力，被賦予了“白富美”的個性，那么它就自然而然地依附于鈔票，失去了自由，成為典型的中產階級或富豪審美，無可救藥地淪為平庸的代名詞。
可怕的不是窮，而是窮的心態。
窮，固然是一種約束，但對窮的恐懼與嘲笑，恐怕更是一種心虛的表現。嘲笑文藝青年的，多半自己就是個文藝青年。并且他們和他們嘲笑的對象一樣，并沒有大富大貴。所以只能發明出一個“偽文青”來鄙視，讓他們自我感覺好一點。
這也是近來發現的，有些文藝青年特別喜歡用“鄙視鏈”這個詞，據說是咪蒙發明的。蔣方舟認為，大多數文藝青年都是偽文青，他們喜歡詩歌和文學，也就是喜歡辛波斯卡的“一見鐘情”，聶魯達的“我喜歡你是寂靜的”這類可以當做QQ簽名的文學。偽文青充其量看看村上春樹，甚至沒有資格看米蘭·昆德拉。這么一說，好像米蘭·昆德拉就比村上春樹高級，看米蘭·昆德拉的自己就比看村上春樹的“偽文青”高級。
我想起一次和一個編劇聊天，他也夸夸其談電影的鄙視鏈，把導演按照順序排了個遍。我不禁懷疑，這樣的區分方法，到底對理解作品有什么實際的好處和意義？倒是可笑地反映了文藝青年的天真，仿佛看過一部好作品，就等于實際擁有甚至創作了它。
我完全可以用另一種邏輯來反駁蔣方舟：并不是窮，才做了文藝青年，而恰恰是因為丑呀！長得丑，所以只好拼命讀書，用文化來裝扮自己，這樣豈不更說得通？
竇文濤一開頭對蔣方舟說了句“客套話”，真腹黑：你明明是靠才華吃飯的，來我這兒成了顏值擔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