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批評之于古典文學是一種“重新評價”、“重新闡述”，在接觸“新哲學”之后誕生。對它的攻擊帶有“集團性”、“意識形態的烙印”，攻擊者自視為批評的標準，殊不知他們的批評只是“判定”，而不是“辨異、區分或一分為二”，后者是真正的批評；攻擊者認為新批評“重新給作者和評論者分配了位置，由此侵犯了語言的次序”。

舊的批評是一種模仿，其擬真的對象是權威、古典，由此創造出很多條規。這些擬真時需要遵守的條規不是（或不僅是）對于批評者的，也是對于作者和作品的。

舊批評的目的是判定，而判定自然會是需要標準的。這的確會把文學搞成一個技術性的領域。新批評呢的目的呢？創造？

第一條規則是客觀性，或者說外在性，或者說讀解作品的方法。幾個“幽靈一樣的模式交織在一起”：“語言的準確性”（用詞典讀解作品語言——但作品憑什么能被詞典讀解？特別是“保留正確意義”的行動，其中詞語將失去其提示性而只具有商品性）；“心理統一的蘊含”（用理論解釋心理——但用哪個理論？）；“體裁的結構”（用結構理論解釋作品的結構——同上）。

第二條規則是品味，根據它批評的視域被限制在一個““適當””的范圍之內，它拒絕實體（太平庸），拒絕思想（太抽象），只討論價值。例如它拒絕討論性，“品味就是不許說話”。

第三條規則是明晰性，它框限了批評所用的語言。它決定了什么是明晰的、什么是不明晰的，然后期待所有批評都以這種語言進行。可是這種權威的行話也并非沒有它自己混亂難懂的地方，它只是在接受它的人群里顯得明晰——與所有其他種類的行話一樣。另外，用一種語言（它的用語、邏輯）描述世界，就是在用這種語言思考世界。舊批評的明晰性不愿意接受任何改變，對任何新東西都加以極其嚴格的“審查”，實際上是對新的思考方式的懼怕。巴特把這種對明晰性的要求稱為“守喪”——巴布亞人的每個部族都有自己的語言，但他們的詞匯非常貧乏，因為每當有人死去，就從語言里去掉某幾個詞，作為守喪的標記。舊批評的守喪倒不是讓舊詞語死去，而是拒絕新詞語的誕生。寫作不應該是強迫遵守現有的“明晰性”要求——“與讀者訂立一種簡單的關系”——而應是“與語言建立一種艱難的關系：一個作家應該主要對其言語即其自身的真實負責，而非對報紙的批判負責”。將這種真實性（通過喻指）表達出來的語言才是明晰的。

舊批評的擬真是一種獨斷的預設，它自稱表明了文學的本質是什么（“文學之為文學的特質”、“文學的規律”），但那其實只是獨斷的擬真，一小群人的意識形態通過權威報紙的專欄加諸一大群人心中。擬真的“客觀”規則來自實證主義思想，“品味”和“明晰”來自古典主義思想，所以這種擬真是“由一個分散的體例構成的”，半（古典）美學和半（常識）理性的。舊批評拒絕一切非本領域的清晰性，它拒絕走出文學，但新批評希望走出文學，繞道精神分析、人類學、歷史等，以回到非擬真的、包含了象征意義的文學（“把作品還給文學”）。舊批評的這種拒絕實際上是一種懦弱，它拒絕承擔解釋的風險。這種退縮導致了“說示無能”——無法理解符號與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