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5年二月，宋神宗趙頊駕崩，其年僅十歲的兒子趙煦即位，即宋哲宗。由于年幼，由神宗母親宣仁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一直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曾經勸止過宋神宗，但礙于不得干政，未能如愿。現在，高太后親政第一件事就是將曾經被貶官或者辭職的舊黨重臣一一召喚回來，首先啟用的就是時年已67歲的司馬光，授予門下侍郎（副宰相）官職，司馬光主要建議為兩條：

一是“廣開言路”，鼓勵大臣進言，討論朝政，尤其是新法實施的利弊；

二是“廢除新法”，他把新法比做為毒藥，將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

“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

高太后全盤采納了司馬光的建議，并且將維護新法的大臣全都貶斥，如呂惠卿、章惇等，而將此前因反對變法的舊黨人物逐一召回委以重任，如劉摯、范純仁、李常、呂公著、文彥博等，蘇軾作為曾經的“舊黨”人物，再一次被推到這風口浪尖上。

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這一年為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逝世，獲贈太師、溫國公，謚號文正，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司馬光死后，高太后仍繼續采用其反對變法的措施，重用文彥博、呂公著、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蘇軾蘇轍兄弟也在其列。這便是北宋史上著名的黨爭——“元祐更化”。

蘇軾接下來的仕途進入了快車道，不，準確的說，應該說是高鐵，從1085年5月到1086年9月，在短短不到十一個月的時間里，他由一個被貶黃州的沒有實權的警備副司令，連升至三品大員：

距離宰相只有一步之遙，當然，這主要得力于司馬光的大力舉薦和高太后的提拔。有一次，蘇軾被高太后召進宮中，有這么一段對話：

“問曰：“卿前年為何官？”

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

曰：“今為何官？”

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

曰：“何以遽至此？”

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曰：“非也。”

曰：“豈大臣論薦乎？”

曰：“亦非也。”

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

蘇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

蘇軾似乎天生就不是政治的妥協者，也不會為了自己的官位而放棄原則。比如在面對“新法”的問題上，蘇軾就與司馬光起了很大的爭執，他認為有些政策是對百姓有利的，我們應該繼續實施，不能一棍子都打死。但司馬光沒有采用他的意見，氣的蘇軾下班后回家，連呼“司馬牛，司馬牛”，指責司馬光脾氣倔強，有如犟牛。

此時朝政格局又發生了一些變化，竟然形成了三個派別：

一、以程顥、程頤兄弟為首的洛黨，因為這兄弟兩個都是河南洛陽人；

二、蘇軾、蘇轍兄弟為首的蜀黨，四川人；

三、司馬光為首的朔黨，因為司馬光是山西人。

司馬光去世以后，因在“祭祀”和“吊唁”司馬光的問題上，蘇軾與程頤起了爭執，從此開啟了將近七年的“洛蜀黨爭”。我們發現北宋這個文人士大夫與皇帝共天下的朝代，幾乎始終沒有擺脫過黨爭的命運。從宋仁宗“慶歷新政”開始，終使朝綱不振，政風日壞。

此時的蘇軾已經敏感的認識到這個嚴峻的問題，他不想再重蹈7年前的覆轍，他也累了，不想再無畏在這朝堂中爭來爭去。因此，他向皇帝接連上疏四道奏章，懇請外調任職。終于，皇帝批準了他的請求，蘇軾以龍圖閣學士身份被任命為杭州知州（市長），沒想到，他還能再回到這個闊別16年之久的美麗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