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文明遭遇政治暗礁：全球化時代的企業家抉擇

李嘉誠旗下長江和記3月4日宣布，將以228億美元（305億新元），將把包括巴拿馬運河兩個港口在內的43個港口，出售給美國財團貝萊德。此次出售的43個港口在23個國家營運，長江和記聯席董事總經理陸法蘭強調，交易純粹是商業考量，無關政治。中國輿論認為，李嘉誠向美國財團出售敏感的港口資產并非普通商業行為，貝萊德完全可能通過該交易配合美國政府針對中國貿易。

3月13日《大公報》發表題為《莫天真 勿糊涂》的評論文章，指長江和記與貝萊德這筆交易是美國運用國家力量，通過脅迫、施壓等卑鄙手段，侵吞他國正當權益的霸權行徑，是包裝成“商業行為”的強權政治。3月15日，《大公報》再次發文，質問長江和記為何如此輕易將這么多重要港口轉讓給不懷好意的美國勢力？表面宣稱的商業行為暗中藏著怎樣的政治算計？

香港維多利亞港的貨輪汽笛聲從未停歇，這座以自由港立身的城市正見證著一場世紀博弈。長江和記系與貝萊德的港口交易風波，猶如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了關于資本全球化與國家安全的深層思考。這場看似普通的商業交易，實則是全球化撕裂時代的典型切片，折射出跨國企業在百年變局中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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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無國界背后的政治暗流

新自由主義構建的"去政治化"商業神話正在崩塌。當貝萊德這樣的資產管理巨鱷掌控全球47萬億美元資產，其投資決策早已超越單純的經濟理性。2018年阿爾斯通被肢解的前車之鑒猶在眼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化作經濟戰武器，將商業博弈異化為國家博弈。港口作為現代貿易的神經節點，其戰略價值在"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太戰略的角力中愈發凸顯。

跨國資本的"政治中立"假面已被現實擊碎。從華為5G技術的全球圍堵，到中資企業在美投資審查的層層加碼，商業行為正被裝入地緣政治的棋盒。長江和記系交易引發的爭議，本質上是對這種新型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能警覺。

從商業角度看，長江和記此次交易涉及其全球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及配套物流網絡，資產價值高達228億美元，預計為長江和記帶來超過190億美元的現金收益。從企業盈利和資產優化的角度，這筆交易似乎是一次“精明”的商業決策，有助于長江和記實現資金回籠和業務調整。

然而，商業行為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是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下。此次交易絕非單純的商業行為，其背后隱藏著深刻的政治算計和國家利益考量。美國近年來不斷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市場圍剿等手段，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此次交易中，貝萊德作為美國財團的牽頭者，完全可能配合美國對華打壓政策。一旦美國掌控這些關鍵港口，其可能會提高中國貨運停靠成本，擠壓中國航運企業份額，甚至以這些港口為“據點”，在全球范圍內掀起港口并購潮，進一步控制更多關鍵港口，實施“長臂管轄”，讓中國船舶“無處可靠”。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這筆交易對中國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巴拿馬運河是全球航運的咽喉要道，全球6%的海運貿易經此通行，中國商船貨運量占比達21%，是中國與拉美、加勒比地區貿易的核心要道。若巴拿馬運河的港口運營權落入美國手中，美國極有可能將其用于政治目的，推行自己的政治議程，這將使中國在此的航運貿易受制于美國，對中國的造船、航運、外貿乃至共建“一帶一路”造成沖擊。

二、企業家的雙重鏡像：商人還是戰略家

李嘉誠的商業傳奇始終游走在經濟理性與政治智慧的平衡木上。上世紀80年代撤資內地時的精準預判，2020年重倉英國后的戰略回撤，展現著典型的商人理性。但當企業規模達到"大而不能倒"的臨界點，商業決策就必然牽動國家安全神經。日本東芝機床事件、法國阿爾斯通收購案證明，跨國企業從來都是國家博弈的重要棋子。

企業家精神需要新的時代注腳。張謇的實業救國、榮氏家族的產業報國，中國商業傳統中始終流淌著家國情懷的血液。在數字經濟時代，這種情懷應升華為對產業鏈安全、技術主權的守護。

當芯片制造成為大國命門、數據主權關乎國家安全，企業戰略必須考慮更宏大的價值維度。在大是大非面前，企業家的選擇至關重要。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偉大的企業家從來不是冷血投機的逐利者，而是熱誠傲骨的愛國者。他們堅定勇敢地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將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才能真正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和歷史價值。反之，如果企業家只顧眼前利益，忽視國家和民族利益，最終將被歷史唾棄。

因此，長江和記此次交易引發了廣泛質疑和批評，網友普遍認為這是“沒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的行為。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任何商業決策都不能忽視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長江和記作為一家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企業，在做出如此重大的決策時，應當充分考慮其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和國家利益損失，慎重權衡，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破局之道：構建新型政商文明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穩定和繁榮，只有將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才能在時代的浪潮中立于不敗之地，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希望長江和記能夠認真反思此次交易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實際行動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榮氏家族、霍氏家族都為國家、民族做出了巨大貢獻，邵逸夫先生、任正非先生等等數不盡的企業家均在民族大義方面成為了國人楷模。

新加坡淡馬錫模式提供了有益參照。這家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的投資公司，既保持市場化運作效率，又通過"金股"制度守住戰略底線。其"商業歸商業，安全歸安全"的治理智慧，為政商關系提供了創新解決方案。中國推行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正在探索市場活力與國家安全的動態平衡。

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企業家群體的選擇將重塑全球化圖景。商業決策不應是冰冷的數字游戲，而應成為連接經濟理性與文明價值的橋梁。當貨輪繼續穿梭于全球港口時，我們期待看到中國企業家既能把握商業脈搏，又能守護戰略底線，在世界的棋盤上走出兼濟天下的大國商道。這不是對商業精神的背叛，而是對其更高層次的升華。

(數據來源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