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義和團在京津地區活動加劇，特別是連續發生多起殺害各國傳教士事件。清政府和各國使館關系發生改變。
清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發生了從鎮壓到猶疑不定再到安撫利用的變化。各國公使為了保護他們的傳教士、僑民和外交官，向天津租界調集軍隊，也蘊含著當清政府鎮壓不力時代為剿滅的意思。這就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對義和團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主張安撫派占了上風。甚至發出了一個改變義和團定性的上諭，并改組總理衙門，任命端王載漪為首席大臣。這時慈禧太后決定不再對義和團進行鎮壓。
各國更加恐慌，政治訴求變為了武力干預。他們組成了一支聯軍，沒想到遭到中國民眾強烈抵抗，于是演變成了攻占天津大沽炮臺。由于信息傳遞延遲，大沽炮臺失守時慈禧還在糾結是戰是和。消息送到后清政府立刻發了一份姿態強硬的外交照會～讓11國駐華公使24小時之內前往天津的最后通牒。如何應對，各國公使莫衷一是，只有德國公使克林德建議集體前往總理衙門要求會晤。但大家都不同意，他只好單獨行動。路上遭槍殺。克林德之死徹底讓勉強維持的中外關系走向崩塌。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把已經出走的清廷高層拉回了談判桌。他們的要求有三個，一懲兇，二道歉，三賠款。經各方協商開出了一份懲處的肇禍大臣名單，其中包括端王載漪。清政府同意以皇帝名義致信德國、日本兩國元首道歉。至于賠款各有算盤。德國、俄國人出于各自國內需要，希望利用這場戰爭大發橫財。美國、英國、日本，特別是總稅務司赫德認為，既要中國就戰爭軍費進行賠償，又不能超出中國的支付能力。這成為了談判的共識與基礎。赫德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就中國究竟能支付多少賠款，最適合的償付方式是什么，中國能夠最容易獲得的歲入是什么，以及列強需要得到什么樣的控制權四個問題提出了方案。后來又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就賠款問題進行調查計算和討論。在保證中國經濟還能正常運轉的前提下，提出賠償總額不得超過4.5億兩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