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運動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革新。關于文學、新文學運動以及這場運動的歷史源流等問題，周作人曾在1932年作了一系列《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學術講座，另外還發表了一些相關的文章，針對不同問題分別進行討論。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這本書收集了他的這一系列相關文章，上編包括《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演講稿，下編包括其他發表的相關文章，另在書中收入了舒蕪的長文《周作人論新文學及其源流》，深入分析周作人對新文學的觀點。從這本書中可以理解周作人對新文學的觀點和思考。
周作人對新文學源流的追溯，是建立在他個人的文學史觀之上的。他認為，中國文學變遷存在這樣一條規律：以“詩言志”的言志派和“文以載道”的載道派為兩極，兩種力量隨著社會狀態的變遷此消彼長，皇權強盛之時“載道”文學盛行，王綱解紐之時“言志”文學盛行，中國文學始終在這兩極之間搖擺。舒蕪在《周作人論新文學及其源流》中把這種觀點稱為“載道”與“言志”的二元文學史觀。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一場“言志”為主導的文學復興，是文學的鐘擺以白話文的興起和西方思想的傳入為契機，又一次轉向了“言志”這一極并得到了發展。
對新文學的尋根溯源，胡適以是否白話文的形式作為主要判斷標準，而周作人認為文字上的改革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步，而思想上的改革是比文字改革更重要的第二步，他的追溯以思想精神為重要依據。因此，他把五四之后得到發展的新散文的革新精神，追溯到了明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公安派的散文中體現的“不承認權威，疾虛妄，重情理”的思想，認為其思想與現代新文學追求的革新精神有相似之處。
周作人在文中提到，他“常常說現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產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在重新發達起來罷了”，認為“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說古，是因為其承接了公安派的思想，說新，是因為融合了英國小品文的新思想，“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這也是他所認為的新散文能夠發達的兩重因緣，一重是西方科學、哲學和文學新思想的影響作為外援，另一重是言志派復興作為內應。
當然，周作人的文學史觀也有發展。他最初提出了“載道”“言志”兩種力量互為消長的觀點，后又逐漸覺得兩種力量并非完全分割對立，“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所以他提出以“誠與不誠”來區分，主張文章要“有誠”，去表達真切感到的事，而不誠的文章不過是學舌而已。在誠的基礎上，好文章還要做到達，也就是達意。寫文章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傳達出去，讓別人知道。把意思表達好，別人才能理解。表達不好，再好的觀點別人也沒辦法知道。
周作人反對模擬。他認為，“縱觀中國文學的變遷，最大的毛病在于摩仿，剿說雷同，以至說誑欺人，文風乃以墮地”。他主張要研究和了解八股文，不是為了學習它，而是為了深入理解其中的問題。因為，“幾千年來的專制養成很頑固的服從與模仿根性，結果是弄得自己沒有思想，沒有話說，非等候上頭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動，這是一般的現象，而八股文就是這個現象的代表”。
劉熙載評論八股的“破題”，“未做破題，文章由我，既生破題，我由文章”，可見八股文體直接限制了思想和創作的自由。八大家最初提倡的“文以載道”到清代發展成這樣僵化的八股文。桐城派的桐城義法也強調“文章必須‘有關圣道’”、要講義理。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這些禁錮人思想的文學形式，正是新文學運動努力打破的。
有句老話叫“士先器識而后文章”。周作人就是主張要認識到八股文所代表的服從和模仿的奴性文化，先從思想上改革，拔除文化上的痼疾，而后文學才有新的發展前景。
2020.04.14霧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