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著假期，又讀了一遍周曉楓的《宿命：孤獨張藝謀》，重溫一個作家的俠義與擔當。

此作動筆之前，周曉楓已經深知吉兇未卜，甚至將許多關鍵證據分放三處，以求保全性命。

動筆之后，輿論嘩然，她不得不將父母送到海外旅游，而自己也關掉手機，逃避這本非虛構寫作帶來的悲喜是非。

是的，周曉楓什么都沒準備好，就憑著一份文人的不安與不忍心，沖向了她可以預知但依然意料之外的風暴之中……

我缺乏討好的天賦

2006年之前，周曉楓過著純粹的文藝生活，一邊編輯一邊寫作。

她的文字始終獰厲，曾獲馮牧文學獎、冰心散文獎、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獎等獎項。寫了六七本書，盡管不是那種大紅大紫的暢銷，但很入木。

她自己也承認：“我的服務意識比較差，寫作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心靈需要。至于讀者，喜歡我的風格是我的榮幸，不喜歡也沒辦法，我缺乏討好的天賦。”

就像馮牧文學獎的評語那樣：“周曉楓的寫作承續了散文的人文傳統，將沉靜、深微的生命體驗溶于廣博的知識背景，在自然、文化和人生之間，發現復雜的、常常是富于智慧的意義聯系。她對散文藝術的豐富可能性，懷有活躍的探索精神。她的作品文體精致、繁復，別出心裁，語言豐贍華美，充分展示書面語言的考究、綿密和純粹。她的體驗和思考表現了一個現代青年知識分子為探尋和建構充盈、完整的意義世界所作的努力和面臨的難度。她的視野也許可以更為廣闊，更為關注當下的、具體的生存疑難，當然，她的藝術和語言將因此迎來更大的挑戰。”

而她自己在2006年之前，一直告誡自己的就是：““但愿我能獲得能量和勇氣，越過自戀、唯美和抒情的重重障礙，迫近生存真相。”

她狂愛閱讀、美食，旅行，尤其是電影， 這些愛好搭建一條捷徑，有助她逃離尋常日子的捆綁，偶爾進入他者他鄉。而電影，則是她隱秘的樂事，但她從未想過從事與電影有關的工作——像終生暗戀，牽掛就好，不必一定要締結婚姻。

可是，這一年10月的一天上午，周曉楓正在《十月》編輯部里看稿子，有朋友找上門來，讓她幫忙推薦一個電影文學策劃。朋友是受某位導演之托，且應用人單位的要求暫不透露這位導演的姓名。周曉楓幫忙推薦了一位，但人家無意于此，直到此時，朋友才向她交底這位尋找文學策劃的導演是張藝謀，并說：“張藝謀從網上看了你的資料，要不，你去試試？”

彼時，周曉楓剛剛貸款買了新房，她暗自算盤：從寫作出發，去張那里，增加閱歷沒壞處。而兼職電影可以讓她盡快補上資金缺口，不必承擔過重的經濟壓力。想想，也沒什么損失——不成，頂多見了個名人，成了，也無心戀戰，掙點散碎銀兩就撤。

于是，2006年10月19日，表面上伶牙俐齒，實則骨子里交際恐慌的周曉楓在北京東三環的京瑞酒店的咖啡廳初見張藝謀。

說好了二十分鐘的對話時間，結果，他們聊了兩個小時，是一種散聊，且以張藝謀說的為多。談話中提到了張的作品《我的父親母親》，張講了當時拍攝的一些感受，且興高采烈。

這時，周曉楓生硬地插嘴一句：“我一點也不喜歡這部電影。”

張沒有任何停頓，極其連貫地接了下句：“你不喜歡一點也不重要。”

然后，沒有尷尬，他們之間的談話就像沒有任何裂隙那樣正常進行了下去。

最后，張藝謀給其助理龐麗薇打電話，讓她過來，對她說：“周曉楓以后就是我的文學策劃，你們互相留一下電話。“

就這樣，周曉楓成為了張藝謀的文學策劃，主要負責閱讀小說，尋找拍攝題材，以后還要增加閱讀劇本，與導演和編輯交流意見，討論情節。

那天，告別時，周曉楓問張藝謀：“發現了好東西，我怎么通知你？”

張說：“我的手機平常不開，你發短信，我會收到的。”

在張藝謀強大的氣場下，保持倔強的誠實

初與張藝謀一起共事，周曉楓心里始終在捍衛著一個知識分子的氣節，因為不了解，她只能接受之前大眾媒體對于張藝謀的主流印象——封建獨裁者的霸道和武斷。

所以，當張藝謀在談工作時，面對那樣一樣強于表達，控場能力極強的人，向來伶俐的周曉楓頭腦與嘴皮子都追趕不上，彼此間更談不上什么交鋒，在這樣深深受挫的心理壓力下，她能找到的捍衛尊嚴與張顯能力的方式就是強行插嘴：“導演，你能不能先不說話，給我五分鐘，讓我完整地把話說完？”

張藝謀不說話了，默認給她五分鐘的自由。剛說一分鐘，周曉楓已經自覺詞不達意，語言的質感和思想的力量單薄得令她尷尬得恨不得立馬撂挑子，就當從來沒在那里出現過。

這樣的失語令周曉楓數度萌生退意，可是，強大的壓力與傾聽里的營養漸漸讓她鎮定，并產生信念：未來某天，即使我離開不會像天鵝般優雅高飛，至少，要有家鵝的派頭，我要扭扭達達頗有風范地離開，哪怕這姿勢是裝腔作勢，我也要在走之前，拍著笨翅膀往場子里揚點土。

兩個月后，周曉楓開始適應了解，并暗下決心，自己不會再留退路，會走到有能力而無興趣做這件事的時候再離開，只有那樣，才會身輕如燕，才是自由，才不會帶著隱隱的心理創傷。

只是，周曉楓依然把她在寫作中獰厲的誠實帶到了與張藝謀的相處之中——對長者與上司，她理應呼張為“您”，但她覺得如此稱呼不利于劍拔弩張時的針鋒相對，于是，強迫自己對張改稱“你”。

面對張，她每次都會在心中倒數幾個數，叮囑自己需要從心理上擺脫此人身上的各種標簽，好的也罷，妖魔化的也罷，只面對劇本和電影本身。

爭論時意見不同，張藝謀費勁地說服一晚上，編劇剛要回心轉意，周曉楓橫插一杠子，聲援編劇。

散場過后，悲憤的張藝謀想喚起她的良知：“周曉楓，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哪撥的？”

周曉楓更加悲憤：“吾更愛真理！我覺得誰的語音好就支持誰，不會始終附和你， 才是我的良知。”

周曉楓深知自己的反應和口才遠不及張藝謀，掙扎中，他說她搶話。她立即反駁：“如果不搶話，恐怕我連個標點符號的位置也占不上。”

口語達不到和張藝謀對攻的程度，她就發短信。

書面語不僅比口語表達起來從容，而且準確。她怕敵人的反攻倒算，尤其深夜散會之后，她發完漫長而惡毒的短信后，會加上氣人的結束語：“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但爭辯不過，沉默不代表我的認同和屈服，以上陳述，希望你再做考量。因為沒想好怎么對付你繼續的反駁，我先關機，休戰，回去秣馬厲兵。”

這樣，縱使張藝謀有一肚子詞、主意和氣憤，她也管不著了——該吃吃，該睡睡。

周曉楓坦承：“我這半輩子，最不顧及個人教養與對方自尊的難聽話，幾乎，都是對張藝謀說的。甚至在藝術標準發生嚴重沖突的時候，我的言論過激到人身攻擊的程度。”

數年后，她從張的嘴里聽到了一句從牙塞里擠出來的疑似表揚：“你不是我的下屬，你始終保持著合作者的平等態度。這個好。”“我可以從你那里聽到真話。”

這，也是她最想得到，并通過努力得到的評價。

她視為表揚，而張藝謀是一個很少表揚人的導演。

從一個編輯、作家到影視文學策劃，面對張藝謀，周曉楓除了在事業上轉型，重要的是，她心中一直繃著一根弦——不在張藝謀強大的氣場與光環下，養成智力上的懶惰，從而唯唯諾諾，那是她最最不能失去的東西。好在，她的堅持形成了她與張相處的模式——我可以能力不及，但我必須在我智慧與尊嚴所及處，始終說真話。

相忘江湖是彼此最好的拯救

很多人會以為張藝謀作文學策劃是一件值得張揚的名片，而周曉楓一直謹守這個身份。一次，她的新書出版，編輯在腰封處注明“張藝謀御用文學策劃”，為此，周曉楓不惜以停止出版合同來抵抗，最后，編輯只好撤下了這條極具賣點的喙頭。

周曉楓盡量想把做張藝謀“御用文學策劃”的兼職角色隱藏起來。一方面出于寫作者的敏感與自尊，不愿淪為附庸，她可不認為“御用”是什么好詞，聽起來像豪華版狗腿子似的，易在攀附里喪失獨立性。

另一方面，她稱之為“虛妄的驕傲”，在熱鬧場子混久了，人難免浮躁，她怕累及自己的文學表達，就像電影上映忍不住就要看票房，她怕自己成為那種一邊寫作，一邊偷偷打量讀者表情的執筆奴隸。

還有一方面，出于算計，張藝謀是風口浪尖上的人物，假設自己從名聲上占他多大便宜，早晚得吃多大的虧，還是躲著安全，免得身中輿論的流彈。

可是，隨著電影《金陵十三釵》上映，周曉楓為《十三釵，我們一起走過》紀念書籍所寫的《愛恨十三釵》一文被旋轉到新浪娛樂的首而，她的身份暴露了。從此，她被迫開始“破罐破摔的賣藝生涯。”

周曉楓曾經發過誓，永遠不會寫張藝謀，可是，2014年，她出爾反爾。

源于一個場面：2014年1月7日，周曉楓去取《歸來》的組服，看到張藝謀正為影迷在《張藝謀的作業》上簽字。

2006年，周曉楓初見他的時候，感覺他遠比鏡頭里年輕，還有小伙子的勁兒；七八年過去，他比過去老了，是比生理年齡和自然規律更為迅速的那種老——也許這是長期心理壓力之下導致的疲憊。

周曉楓動了惻隱之心和瞬間的邪念，玩笑道：“要是遇到資金緊缺，我干脆出賣你，賺點情報錢得了。”

事實上，所有人都反對她的這個決定，彼時的張藝謀四面楚歌，他與張偉平在事業上分手，正遭到來自對方的多重曝光，他曾經“妖魔”的形象繼續抹黑，而他還是幾十年如一日的沉默，拒絕對外做任何的解釋。

一方面是他始終覺得任何的辯解并不會讓真相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因為他骨子里的懦弱，電影藝術用去了他全部的靈性，對于江湖里你來我往，對公司的管理等等行政事務，他既不感興趣，也沒有能力和興趣打理清楚。

而周曉楓憑著自己的肉眼，在八年里看到了優點突出，缺點赤裸的張藝謀——連個像樣的辦公室都沒有，四處游擊，從2000到2008，一直在忙于奧運開幕式，夜以繼日，一共拿到50萬的片酬，卻被稱之為國之蛀蟲，但他堅持沉默；

與張偉平合作那些年，多部作品一分錢的片酬都沒有拿到；

與陳婷三個孩子的出生，都是張偉平幫著聯系醫院，并聲稱托人辦了出生證明，可是，其中一個孩子的出生證明丟了去補辦后，才發現孩子們的出生證明都是辦的假證；

張藝謀的一處房產本是借給張偉平，后來張偉平稱自己的孩子在那里出生，有感情，于是，張藝謀送給了他。

結果，后來有人無意中說出，張偉平將這處價值不菲的房產賣給了公司的同事……

——若非親見，周曉楓無法相信張藝謀在某些方面低幼如此！

周曉楓曾經誠實告訴張藝謀，認為他的未來難以消停，不定哪里還要出紕漏。

張藝謀迷惑不已：“還栽跟頭？不會這么慘了吧？”

之所以“烏鴉嘴”地預告張未來還會出現問題，是因為，八年多相處，已經使周曉楓絕望——就算有一排孫悟空，金箍棒都被打斷了也沒用，張藝謀還是會邁過地上橫七豎八、累得休克的孫悟空們，準確步入妖精的宴席，并使自己成為主菜。

張藝謀的為人缺少防御系統，他的性格決定了悲劇了發生。

八年相處，周曉楓忍不住將自己所見寫出來，盡管她自己也認為為這個只是上司，稱不上知己的張藝謀并不值得，但她還是沒有拗過自己內心的難過——我們到底生活在怎樣弱肉強食的世界？

——張藝謀功成名就，受人矚目，他竟然都難以自保，難以捍衛家人。

無論擁有怎樣的聲名，怎樣的財富，都未必能保障自己簡單地不受驚擾地活著。

每個人都有委曲求全下的顧惜，都有無能為力中的膽怯，這是人性中天然的部分。

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張藝謀，尚不能擺脫壓迫，不能擺脫步步緊跟的追剿，不能享有安全、從容而自由的創作心境?何況，那些處境更不易的人們呢？

他們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如何不在食物鏈的末端被殘忍而毫無聲息地吃掉？

什么在橫行，肆無忌憚地，沖擊社會生活中基礎的防線？

誰在霸道，讓恐懼點滴滲透我們內心原本的寧靜？

這些追問，是周曉楓最終沖破重重顧慮，甚至是冒著生命危險去寫張藝謀的真正原因。

《宿命：孤獨張藝謀》剛剛付梓，周曉楓已經感覺到了山雨的猛烈，媒體斷章取義的標題黨鋪天蓋地，陳道明躲槍，孫紅雷和小沈陽的往事也被斷章取義，“狗腿子”“黑爪牙大媽”這些事先周曉楓為自己準備好的稱呼也紛至沓來，張藝謀還“好心”地勸她：“出版社能不能幫你找兩個保鏢？”

她在內心里凄涼了一下，這就是張藝謀，這已經是他表達關心的智力之舉了，他就是沒有春風化雨的暖心基因。

寫作后，周曉楓將一些關鍵證據，書中未披露的一部分分放三處，以求自保，并在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后，發表聲明：不用試探虛實，作為一名心理青春期和生理更年期的婦女，我實在是沒有科學的標準數值來衡量，什么溫度都可能導致我突然的沸點。安全的辦法，唯有，不開火。還是那句話：你息事，我寧人。只要對方不擦槍走火，我決不誤打誤中。關于張藝謀的有些毛病，我沒翻到臺面上說；關于張偉平的有些痛穴，我也沒在書里透露——這就是我的婦人之仁、惻隱之心。想想我自己，也是破綻百出，不愿啄木鳥每天拿著鑿子來敲門。所以，希望到此為此，不再石頭剪子布。相忘江湖是對彼此最好的拯救。”

至此，周曉楓將父母送到了國外度假，關掉了手機，找了一個有時差的地方，不上網，開始構思一部童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