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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洪業》至10%。
魏斐德在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亦即清初的制度模式如何以其制度性的控制和財政政策迅速擺脫了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卻沒有像歐洲一樣進行深遠的政治與經濟的徹底轉型。清初的滿族統治者在漢族士大夫的協助下成功地克服了17世紀的危機，但也留下問題和隱患，使得中國無法抵御鴉片戰爭以來的歐洲列強的侵略，最終導致了帝國的滅亡。也就是說，如果要理解晚清乃至民國的中國社會，就要從明清的嬗變中尋找原因。
17世紀的歐洲社會在各個方面顯然都沒有超過中國的優勢，只不過由于偶然的機遇推動了后來的工業化，因此歐洲工業化和歐洲的興起是偶然機遇帶來的意外結果，根本不是由于其內部具有某種優越性造成的。
表達對丈夫和明王朝的無限忠誠，帶領家眷和女仆42人集體自殺。父親馬鳴佩以明諸生的身份歸降皇太極。而60年后，馬雄鎮率家人共38口殉忠清朝滿族王室。“通過馬氏家族，歷史終于回到了原來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稱了，它不僅取代了明朝的統治，而且能夠勝任。”如此也完成了作為異族的清朝統治者擁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漢族士大夫可以堂而皇之擁護乃至忠誠于清廷的過程：只是在新儒學的忠君思想不再專屬于明朝事業而開始與清朝的命運相聯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無矛盾心理地倡導這種美德，從而實現其自身從一個異族軍事政權向一個握有統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轉變。這一過程——對清朝的忠逐漸壓倒對明朝的忠——最終完成于1673 年“三藩之亂”期間。
當人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在沒有破壞它的完整和個性下），與對西方歷史的理解二者互相強化時，我便看見了一個世界的形成。這兩種歷史各自互屬……因為觀察家能夠在頭腦把其中的問題相互移位（不是移植問題）……還有，中國歷史，必須加以研究，因為……這使我們在用以力圖理解西方的同一個世界話語里，看出它的意義。
在被征服者是先進民族，而征服者卻處于半開化狀態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羅馬帝國，或蒙古族入主中華帝國時那樣，野蠻人通過軍事征服所贏得的權力，能使之與被征服的文明民族達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發展，直到被對方同化為止。一方擁有實力，另一方擁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識和技藝，后者則羨慕征服者的權力。于是，野蠻人將文明人請入他們的宮廷，文明人則向野蠻人開放了自己的學校。
對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來說，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關系是相當清晰的。由于國際收支經常出現有利于中國工商業的赤字，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中國自羅馬時代以來便是歐洲貨幣的歸宿，17世紀通過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又成了美洲白銀的主要吸收者。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后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后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加上每年來自日本的15萬到18.7萬公斤白銀，在17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至26.5萬公斤。
從1469年到1497年，沒有舉行過一次朝會。進入16世紀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萬歷皇帝）都僅僅主持過一次各部大臣參加的朝會。于是，那些從未見過皇上——那個深居宮中的幽靈——的大臣們必然會失去對他的信賴。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志，他們便與某個掌印太監結成聯盟，或組成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團，以推行自己的主張。
由科舉制派生而來的政治庇護的慣例，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派系活動。至17世紀20年代，朝廷終于出現了深刻裂痕，爆發了一場政治清洗，以及東林黨等文人士大夫集團同專權宦官魏忠賢之閹黨間的殘酷黨爭。由于派系活動的影響，即使細小的分歧也會激起軒然大波，而結果常常是雙方僵持不決。
滿族的君主若不聯合漢官去擊敗本族的貴族勢力，便不可能有所作為；但他們也意識到，若全按漢族傳統方式進行統治，則會變得過于漢化，從而失去本族人民對他們的忠誠和愛戴。他們十分感激與其合作的漢人教會了他們如何按儒家方式統治中國，又同樣地輕蔑這些明朝的叛徒，鄙視其茍且偷生，譴責其變節賣國。
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了明朝末年那種虛幻的道德英雄主義；作為補償，則獲得了實行各種政治改革的現實機會。這些改革確實起到了穩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這正是崇禎時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學士永遠不可能做到的。與滿族合作的漢人，有權說他們以“救民于水火”的實際行動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還是失去了舊日自我標榜的社會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產生了兩大后果。其一，是放棄了某種理性自主和道義上的承諾，致使道學家變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化為朝廷官僚；其二，是達官貴人對有限改革的熱忱日益增強——當朝廷的力量發展到足以使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快地從17世紀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時，這種有限的改革便結束了。盡管這種復興顯得并不徹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畢竟使舊的統治體制得以在新時期中繼續存在下去。因此，滿族人完全有理由為他們以獨特方式重建了傳統的帝國制度而驕傲；他們雖被視為夷狄，卻以自己設計的有效措施解決了中原王朝面臨的困境。單為了這一點，漢人對清朝之“洪業”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長期存在下去，只要這個異族王朝對他們的家園依然維持著牢固的統治。
“洪業”（great? enterprise）一詞，描述了一個儒教王朝通過建立和鞏固對“天下”的統治，來贏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漢語的口語稱之為“大事”，書面語稱之為“洪業”。
高攀龍和不久即被處死的楊漣等東林領袖的主張，通常是建立在對前線形勢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礎之上的，因而他們支持這樣一種看法：議和并削減軍費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賣國。于是，將明軍防線置于何處的爭論，又常常被說成是愛國者同賣國賊之間進行的激烈的歷史性的斗爭。
就像在中國那樣，軍事力量所能威懾的范圍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圍；實施統一行政管理的范圍又大于經濟整合的范圍。用來排斥野蠻民族的北方邊界，也是一種界線，在它之外，同樣大小的耕地、同樣規模的城鎮和官府，卻不屬于這個國家；在它之內，主要是實物、運輸代價又不太高的規定貢品，能由國家集中起來；而在它之外，貿易基本是離心的，輸出大于輸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