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從古希臘到今天，西方哲學經歷了許多變化。其中，語言哲學與傳統哲學，包括本體論和認識論，幾乎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形態。如果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下它們之間的顯著變化，這就是：在傳統哲學中，核心問題乃是“是”；在語言哲學中，核心問題則是“真”。應該指出的是，在“是”與“真”這兩個不同的哲學概念中，在圍繞它們所形成的兩種不同的哲學形態中，不僅可以看到哲學的發展變化，而且還可以看到哲學發展的內在聯系。本文試圖論述西方哲學從“是”到“真”的這一發展變化，并且圍繞這種變化探討西方哲學的根本性質和特征。

　　一、“是”與“真”　　

　　說傳統哲學的核心問題乃是“是”，并不意味著沒有其他問題，也不是說其他問題不重要，而是指“是”非常突出，并且圍繞它的討論貫徹始終。說語言哲學的核心問題是“真”，并不是指它只討論真，不討論其他問題，而是表明，不僅“真”成為討論的主要問題，圍繞它產生和形成了許多具體的理論，而且其他許多問題都要涉及它，都會與它相關。因此，在我們探討從“是”到“真”的變化之前，首先應該說明這兩個問題和圍繞這兩個問題所形成的不同哲學形態。

　　談論“是”的問題，人們一般總是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因為是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明確提出要研究“是本身”。而且自那以后，“是”就成為形而上學的核心問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亞里士多德的作用是重要的，他的思想和貢獻也是巨大的。然而，雖然這個問題是亞里士多德以學科的方式明確提出來并且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卻不是亞里士多德最先提出來和討論的。巴門尼德早就為人們指出一條“乃是是，且不可能不是”的知識之路，在柏拉圖的對話中也有許多關于“是”的深入探討。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有來源和基礎的。我認為，在“是”這個問題上，人們往往首先談到亞里士多德，并不是因為都不知道或不重視亞里士多德以前的事情（實際上關于巴門尼德和柏拉圖等人的思想也有許多深入和細致的研究，也有許多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而主要是因為亞里士多德在學科的意義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即他明確地說，有一門科學，它研究“是本身”①。正是這種在科學或學科意義上的認識以及相應的研究使人們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從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它上面來。因此，后來有了以它為核心的哲學研究，并且形成了這樣研究的哲學傳統。

　　為了說明此問題，這里特舉出哲學史上幾個著名的例子。例一，“我思故我是”是笛卡兒的名言。眾所周知，笛卡爾對認識論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貢獻，他的討論主要圍繞著“思”，他的創建和貢獻也主要在這里。但是很明顯，他也談到了“是”。這是因為他要把自己的討論基于哲學傳統，特別是基于哲學傳統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換一種方式也許可以說，正是由于他基于哲學傳統，站在哲學主線上，因此他的哲學創建才會具有那樣重大的意義，產生那樣深遠的影響。例二，貝克萊的名言是“是乃是被感知”②。這典型地代表了英國經驗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極端地強調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以致走向唯心主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里也從“是”出發，也是依循哲學史的主線。可以設想，如果背離了哲學的主要傳統，脫離了哲學的主要問題，這樣的認識還會不會有那樣重大的作用和影響？例三，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是哲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論題，關于它的討論影響很大，也很久遠。但是，這個證明的原初命題卻是“上帝是”，出處是《圣經》中上帝的自述“我是我之所是”。也可以說，它原本是神學家們的討論，屬于宗教神學討論的范圍，可是經過一些哲學家和神學家的討論，特別是經過像托馬斯·阿奎那這樣的哲學家和神學家借助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思想解釋它之后，終于使這個證明成為哲學討論的一個主題，因而也成為哲學主線上的討論。與它相關，不僅延續了哲學主線上關于“是”的討論，而且產生了“存在”這個概念，并且引發了與之相關的討論，當然，也帶來了許多相關的問題。康德的名言“‘是’顯然不是真正的謂詞”就是直接針對與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相關的討論。在康德的討論中，可以清楚無誤地看到，他對引入“存在”概念的批判和回到“是”這一哲學傳統的企圖，而且他的所有相關論述都是在形而上學和力圖使形而上學成為科學的討論的大背景下作出的。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但是以上足以說明，“是”乃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是哲學史主線上的問題，因此也可以說，圍繞“是”的討論形成了西方哲學的傳統形態。

　　語言哲學的主要特征是圍繞語言進行哲學思考，因而語言本身成為哲學研究和分析的對象。對于語言的分析無疑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意義理論卻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內容。關于意義理論，人們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意義理論要探討語言的運作，因而必然要涉及“真”這個問題，人們關于這一點的看法還是比較一致的。在關于“真”的探討中，人們形成了許多不同的理論。比如，真主理論、緊縮論、去引號論、極小論、代句子理論等等。它們有的以T語句為核心，堅持“x是真的當且僅當p”；有的以命題為真之載體，主張“P這個命題是真的當且僅當P”；有的以句子為真之載體的，提出“‘P’是真的當且僅當P”；還有的認為“是真的”是一個形成代句子的算子。③在這些不同的理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真”乃是討論的核心概念，因為人們圍繞它來探討意義問題。比如，以“真”為核心構造語義理論，以此來解釋自然語言中的意義；以“真”為初始概念來解釋句子或命題的意義，等等。當然，也有人認為意義乃是最基本的東西，不需要以“真”來解釋。且不論是不是通過關于“真”的討論人們達到這樣的認識，至少這樣的討論本身同樣牽涉到“真”，同樣離不開關于“真”的討論。

　　若是寬泛一些來看待語言哲學，比如不認為意義理論是它的核心或主要理論，那么情況會是怎么樣呢？在我看來，確實有不少談論語言哲學的著作不是以意義理論為核心，比如談論語言的使用、語言的游戲規則、私人語言等等，但是看一看今天談論語言哲學的著作或者涉及語言的哲學著作就會發現，它們幾乎都會談到“真”，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都會涉及語義學，并且借助語義學的成果。在這種意義上，即使不認為意義理論是語言哲學的核心內容，也應該承認，在語言哲學的研究和討論中，“真”這個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亦“是”亦“真”　　

　　熟悉哲學史的人都知道，巴門尼德指出的知識之路“乃是是，且不可能不是”，但是他也明確地說，“由它（這條路）得出真”。④這就清楚地表明，在巴門尼德的論述中，不僅談到“是”與“真”，而且兩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還應該看到，亞里士多德不僅提出要研究“是本身”，并且是在學科的意義上提出這個問題，他還明確地說，“把哲學稱為關于真的知識也是正確的”⑤。無論是否可以說亞里士多德這里是在學科的意義上談論“真”，至少可以認為他把“真”與一個學科聯系在一起，而這個學科就是他稱之為研究是本身的那個學科。哲學要研究“是”本身，哲學是關于“真”的知識。最保守地說，這也表明，“是”與“真”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不僅得到明確的論述和探討，而且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我們在前面說明了傳統哲學的核心概念乃是“是”，現在又指出傳統哲學也探討“真”，因而就有一個問題：為什么傳統哲學會探討“真”？既然“真”也得到探討，它為什么沒有成為核心概念呢？

　　在我看來，傳統哲學探討“真”乃是非常自然的。這是因為，它的核心概念乃是“是”。之所以談論“是”，乃是因為“是什么”不僅是人們提問的方式，也是人們回答問題的方式。比如，人們可以問：什么是數？什么是行星？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國家？等等。對它們也可以提出這樣那樣的回答，而這些回答一定會是：“數是……”，“行星是……”，“勇敢是……”，“國家是……”，等等。這些問答可能會屬于一些不同的領域或范圍，比如數學、天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等等。但是，“是什么”乃是這些問答的共同方式，也是最基本的方式。而“是”乃是“是什么”的集中體現。也就是說，“是”乃是人們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基本方式的集中體現。這種方式不只限于某一個領域、某一個學科，或某一個方面，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把“是”作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實際上是把人類認識世界和自身的最根本的方式作為思考和探討的主要對象。

　　認識到這一點，應該說，也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談論“是”，一定要談論“真”。因為當人們問“是什么”的時候，人們期待得到一個真的回答，即所得到的答案應該“是真的”；而當人們說“是什么”的時候，人們會認為自己說的“是真的”。這里當然也就有了一個問題：它是不是真的？從古希臘起，一直有關于意見和知識的思考和探討，其中，起區別作用的主要就是“真”這個概念。因此，“真”與“是”乃是兩個密切相關的概念，也是兩個密切聯系的問題。

　　既然如此，為什么“是”成為傳統哲學研究的核心概念而“真”卻沒能這樣呢？我認為，這里的問題比較復雜，至少不像“真”與“是”的聯系那樣直觀明顯。簡單地說，這個問題與邏輯相關。而要說明這個問題，也許就不是那樣簡單了。

　　第一，亞里士多德明確地提出要研究“是本身”，并且他是在學科的意義上這樣說的，由此為哲學研究指出了一個方向。同時，亞里士多德又創立了邏輯，從而為哲學研究提供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他的邏輯最基本的句式是“S是P”，其中的“是”乃是最核心的概念，圍繞它形成了肯定和否定，再加上量詞，就形成了傳統邏輯的AEIO四種形式。這樣，哲學以“是本身”為研究對象，邏輯為哲學研究提供方法，而邏輯研究的最基本的句式的核心也是“是”。因此，在最核心的一點上，邏輯與哲學是相通的，并且形成統一。所以，“是”的核心地位被建立起來。

　　第二，亞里士多德邏輯不僅是亞里士多德本人從事哲學研究的工具，也是在他之后傳統哲學研究的工具。傳統哲學家在繼承了亞里士多德關于“是”本身的研究的同時，也接受了他關于以“S是P”為基本句式的邏輯研究。在他們的研究中，“是”本身乃是亞里士多德明確提出來的，是哲學主線上的東西，而邏輯又被看做是一門學科，甚至是科學，因而是哲學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哲學研究離不開邏輯，因此，應用這樣的方法，從事這樣的研究，以“是”為核心，也就是比較自然的事情了。

　　第三，亞里士多德不僅提供了關于“S是P”這樣基本句式的說明，并建立了以它為基礎的三段論系統，而且還有許多關于“真”的說明。比如，他談過在“真”的意義上的“是”，在假的意義上的不是；結合就有“真”，分離就沒有“真”；所謂真，即是對“是”如此的東西的認識。他甚至明確地說，說是者是，不是者不是，就是真的，而說不是者是，是者不是，就是假的。這些論述不僅關于“真”，而且顯然也牽涉到“是”。因此客觀地說，亞里士多德對“真”不僅有許多論述，而且確實也有比較明確的認識。但是，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關于“S是P”的論述是明確的，其結果也是明確的。比如“所有S是P”，“所有S是P”，“有S是P”和“S不是P”這四種句子形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這樣的論述提供給人們的認識就不僅僅是直觀的，而是非常具體的。它們能夠使人們認識到以前所沒有認識到的東西，從而使自己的相關認識從常識的水平提高到科學的層面。但是，他關于真的論述依然是比較直觀的，不是那樣具體。換句話說，什么能夠被說成是真的，人們直觀上本來也是有認識的。亞里士多德雖然關于真論述了許多，而且，他本人關于真的認識也可能是很清楚的，但是由于沒有形成像關于“S是P”那樣明確的結果，因此關于真的論述也只是符合人們的直觀，畢竟不如關于“S是P”的論述那樣鮮明、清楚。

　　第四，邏輯有句法方面的東西，也有語義方面的東西。從這一觀點出發，在亞里士多德邏輯中，“S是P”這種句式屬于句法方面，而“真”屬于語義方面。因此我們可以說，亞里士多德邏輯在句法方面是比較清楚的，而在語義方面不太清晰明確。因此，當人們繼承了亞里士多德邏輯的時候，同時也就繼承了這樣一種結果，即它的句法方面是清楚的，而語義方面不太清晰明確。因此，關于“S是P”這種基本句式的論述始終是清楚的，而關于“真”的論述則不是那樣清晰明確。我們看到，后來邏輯的一些發展，雖然也有關于“真”的討論，包括關于量詞域、關于悖論的討論，但是最主要的，最明顯的還是在句法方面，比如關于三段論第四格的討論，關于三段論規則的討論，以及中世紀拉丁文記憶歌訣的產生等等。因此，應用這樣的邏輯來從事哲學研究，對“是”的關注一定會大大超過對“真”的關注。

　　第五，應該看到，盡管亞里士多德沒有像論述“S是P”那樣清晰明確地說明“真”，但是關于“真”，他畢竟有那么多論述。相比之下，后來的哲學家關于真的論述一般要少得多。那么，后來的哲學家就不會有亞里士多德這樣的認識嗎？我認為，這里可能存在著對邏輯和哲學的認識的問題。亞里士多德是邏輯大師，他建立了邏輯，就一定會有句法和語義兩方面的認識，因此就會有這兩方面的論述。盡管他在語義方面的論述是比較直觀的，但是這并不表明他沒有這方面的認識，而只是說明，他在這方面的認識還沒有清晰系統地表達出來，或者說不如他對句法的認識表達得那樣清楚。所以我們看到，他在邏輯著作和《形而上學》中關于“真”的論述是對應的，是相互匹配的，但是由于他的論述比較直觀，我們就不能說他有一套完整的關于“真”的理論。如果不是認真仔細地分析，我們甚至很難說哪些論述就一定是邏輯的，哪些論述就一定是哲學的。相比之下，后來的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就不如亞里士多德那樣清楚。他們也會論述“真”這個概念，但是卻不一定會像亞里士多德那樣有邏輯語義方面的認識，并且有從這一角度進行的論述。比如，康德談到過關于“真”的解釋，談到過關于“真”的普遍而可靠的標準，黑格爾也談到過“真”這個概念的意義，甚至談到過“真”這個詞在日常語言中的哲學意義。但是很明顯，他們對“真”的論述不多，而且我們看不出他們這些論述中有邏輯語義方面的認識和考慮。相反，他們對“是”都有非常明確和重點的論述。特別是黑格爾，甚至以“是”和“不”作初始概念，由此構造起自己的形而上學體系。而且，我們確實可以看出他這里關于邏輯的考慮，因為他這是從邏輯這門純科學出發得到的概念。因此可以說，哲學家們的論述與他們對邏輯與哲學的認識有十分密切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