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表里
雪化成泥，多是初春之季鄉(xiāng)間的景色。土路上、溝壟間行走的農(nóng)人、行商體會尤深。于汴京城內(nèi)的世界而言，這景色便不多見。道路司在京外多是閑飯衙門，于開封府則是一處繁華堂口：掃雪的、填坑的、拾糞的、墊土的、清淤的熙熙攘攘；持帚的、拿鏟的、背簍的、抬篩的、推車的形形色色。讓這龐大的城市無論雪落滿天還是風(fēng)搖葉舞，都那么高貴而雅致，都那么從容不迫，干干凈凈。
東城屋舍勝在占地寬廣，于府邸中自有四季，西城屋舍則勝在精致，有的密如排屋，偏偏整齊有序，遠觀近賞時時得意；有的散如繁花，恰恰錯落有致，左看右瞧處處喜歡。因此除了京中坐賈，也有京外富商在西城置辦房舍，與諸多富貴戚里同作一處景致。
遠離牛行街的飛虎巷，便是富商坐賈私宅別院匯聚之處，粉墻黛瓦，自有江南靈秀之氣，與京中恢弘方正的屋舍相比別具一格，而且斗拱飛檐精益求精，亭臺樓榭各擅勝場，聲名遠播。不惟京中官宦門第知曉，便是大內(nèi)九重之中也有耳聞。
巷中門檻最高的一處宅院，正是當(dāng)今崇安侯、戶部尚書兼參政章叡的別業(yè)，托寄在心腹干辦蔣朝升外甥張遠名下。
章叡，字伯通，乃是憲廟時辛未科[1]進士，與紹圣朝宰執(zhí)章敦、淳熙朝宰相章琬、大觀朝宰相章矩同族，因此登科后并沒有急于出仕。于士林講學(xué)、游歷天下十載，辛巳年[2]應(yīng)賢良方正科出仕，典任蘭臺。先帝時雖小有挫折，但因為支持左丞相陶建豐的建武新政，終究是做到了宰執(zhí)之位。
執(zhí)掌戶部后，章叡于京中偶遇多年未見的遠親，相談極為投契，續(xù)了族譜淵源，卻是同輩兄弟。那族弟便將這處飛虎巷的別院拿出來充作族產(chǎn)，章崇安自來守法，堅持不肯。只因不忍阻族弟孝道，臨時托寄在張遠名下，將來再作計較。
那族弟辦事粗疏，宅中家什擺物、番姬漢女，昆侖奴仆不說，便是金、銀、銅、珠也各有遺漏，大司徒不敢怠慢，一一造冊收拾，幾個月后才邀致同僚飲宴。建武新政以來，國用蒸蒸日上，此處宅邸自然也感同身受，終日歌舞升平。左丞相陶建豐以下，諸多故舊同僚來此，旬日一飲五日一聚。賓客嘉嘆之詞充耳盈腦，讓章叡頗為“煩惱”。
這座京師聞名，甚至往日里熱鬧的有些喧囂的宅邸，此時卻安靜的出奇。往來進出的干辦仆役，小廝婢女都屏聲斂氣，步履輕快，生怕惹來訓(xùn)罵。
前院如此，后院則更肅蕭些，幾個干辦盯著通往湖心亭的三條小徑，遠遠的布置著什么，一副生人勿近的面目。
后院中的湖心亭，名曰“錦濤亭”，乃是一個蘇式亭子，營造的工匠據(jù)說其先人造過醉翁亭、滄浪亭。那章參政的族弟欽慕這名號，便花了大價錢邀來興造。這八角錦濤亭精致宜人，便是遇上風(fēng)雨也無礙，反倒是一番景趣。
亭中四人環(huán)石桌而坐，只余一個光鮮的蔣朝升侍立在亭外等候吩咐。此人生的普通，眉眼皆不出眾，偏偏唇上胡打理的精致，嘴角還有兩顆痣，辦事卻素以干練穩(wěn)重知名。
“南北二事明日便要有個決斷。慈圣雖不曾過問，但已經(jīng)派人通了消息，后日大朝會，要有個章程拿出。”章叡說道。
“南北二狄不足為慮，還是看朝廷虛實。這便如做生意，要是財本雄厚，無論是賒賬還是舉債，皆無往不利，各路宵小也會謹言慎行。若是讓人覺得財虧本蝕，便會諸多刁難，寸步難行。惟今冗兵冗費益增，而財用不足以應(yīng)變，方有今日之累。朝廷之決斷還是要落在革弊興利上。”細眉寬目、面如田字的紀(jì)源說道。
“哈，南北二狄，子清這個詞用的極秒。”章叡話鋒一轉(zhuǎn)，“右丞所言的雖是正理，然則史陜公那里未必肯認。兩北兵費，好大一筆開銷。若依了你，怕是西府也要鬧將起來。”
“嗯。伯通所言有理。”為首的老者說道，他看向紀(jì)源，“兵、費省而不削，這是兩府成例。”
“在下失言。”
“談不上。”章叡安撫一句，旋即看向那老者，“陶公，子清所言確是正理。南北不足慮，還是步步為營，強壯根本為上。國用豐盈時，南北二狄不過甕中鱉。”
“鑒秋如何看？”陶建豐并沒有回答章叡而是問向身旁的番禺侯、工部尚書兼參知政事范處圭。
章叡不動聲色的看向范處圭，心中則存有一絲不屑和少許不滿。
“朝廷此次處斷，遠慮近憂皆有。”范處圭邊想邊說，語速稍慢，“某乃番禺人，與中原、東南士紳看法可能不同。”
“但說無妨。”陶建豐笑道。
“是。”范處圭應(yīng)道，“內(nèi)壯根本，外制強敵，乃新政根本。此兩府乃至天下有識之士所共認。”
范處圭喝了口茶繼續(xù)說道：“倘若沒有南北二狄，循序漸進多半可行。只是‘天有不測風(fēng)云’，如今正需權(quán)變。陶公與史陜公都主張減稅免役，若是代狄輕視朝廷而北疆不寧，便不能如意。而南海已是朝廷最重財源，雍、曹二三年內(nèi)必能從蓬萊洲脫身，到時狄文泰于昆侖洲無論成敗，必有紛爭。朝廷壯根本是長遠之計，非八年十載不能成功。而南海生亂，北疆不寧，不過兩三年便見端倪，到時朝廷體面何存猶未可知，壯根本也就談不到。”
不顧章、紀(jì)二人臉色，范處圭看向陶建豐說道：“陶公，最可懼者，乃朝廷做折中處置。”
“哦？”陶建豐點點頭，“說來聽聽。”
“今時不同往日。朝廷威嚴全靠祖宗庇佑，而非百戰(zhàn)精兵。南北二狄，朝廷若要好做，便只能有所取舍，若是猶豫不決而折中處置，只能讓代狄、諸侯皆輕視朝廷。代狄秣兵厲馬、教養(yǎng)人材，若說沒有狼子野心，誰又肯信？黨項人凌迫西洲，那赫楞人的大君主也被捉了去做馬奴，兵威之盛，當(dāng)世罕見。代狄自然不敢西向，惟今只是懼朝廷虎威而隱忍不發(fā)。兩北三十萬禁軍，正是做此獠囚籠。狄健生父子身為岐臣，朝廷處置不便。況且北兵南向，多有病死，若不能戰(zhàn)而勝之，更累祖宗蒙羞。”
“若是詔令真臘、交趾等國陳兵西岐呢？”紀(jì)源忍不住說道。
章叡心里鄙夷一番，靜靜的看著紀(jì)源，幸災(zāi)樂禍。
“狄氏專權(quán)四十年，至狄健生已歷第三代。正所謂根深蒂固。早年鄭公[3]和朱公[4]正是因此寬宥狄健生。真臘、占城、渤泥等國土人的確嫌惡狄氏，但其國中土人并不得勢要。右丞沒去過南海，所以不明了。真臘、占城境內(nèi)，漢人卿相將士尤多，不少人就是狄氏的家將私兵或是奴仆子女。這些人買田置業(yè)，侵入諸國少則十年，多則三代。”范處圭搖了搖頭，“子清想的計策，辦不成的。”
“不錯。某家人自南海也來信言說，南海真臘故地，多見漢家士商軍健，幾與漢地?zé)o二。將來朝廷興兵討逆，正可俯拾取之。”章叡笑道。
紀(jì)源雖被面駁，卻也未惱，坦言道：“受教了。”
陶建豐倒是滿意他的表現(xiàn)，不過章叡和范處圭并沒有在意。
范處圭拱拱手便罷，再向陶建豐建言：“以某愚見，于朝廷而言，代狄之禍，迫在眉睫。正合興兵討除，以懾諸侯。岐國狄氏之禍稍遠，亦不可不防。某以為可征調(diào)諸侯各軍防邊，五王公必各陳緩急，掩匿兵馬，以此擾亂狄氏西向。或可稍緩南海生亂，聊勝于無。”
“不可。”章叡直言反對，“朝廷國用不足，一意廣招諸侯，徒然自曝其短。兼且召諸侯而兵不至，是為天下笑，何存祖宗顏面？朝廷壯根本是定策，不可更易。今日之患，誠如子清所言，在內(nèi)而不在外。內(nèi)政不敬，外夷不賓。朝廷為本，諸夷為末。北疆安靜三十年，何懼一朝起烽煙？沿邊三十萬禁軍，懾服代狄三五年何慮之有？北兵既不能用，南兵乃至武伴當(dāng)招募訓(xùn)練不過三二年便足以抵定西岐。其時朝廷國用充足，再廣招諸侯，才是正理。”
“南兵募集訓(xùn)練，必廣為人知，戰(zhàn)前失機，猶為不妥。兼且兵船器械新置，不惟花銷益增，累及國用，更易為諸侯所警。勝則生嫌，敗則喪威，徒增兵費而結(jié)怨諸侯。不妥，不妥。”范處圭邊說邊搖頭。
“朝廷國用豐盈，兵精糧足，諸侯何敢怨恨朝廷？”章叡有些不滿，“宣廟時諸侯不過唯唯，未聞敢怨者。陶公，壯根本乃是定策，不可輕易啊。只要國用益增，先南后北亦是良策。藝祖憑此抵定中原。”
陶建豐看看三人，點點頭說道：“攘外必先安內(nèi)。”
“陶公，如今天下大勢乃漢夷交融，諸學(xué)諸教，流布四海，傲士狂才，輾轉(zhuǎn)廟堂。漢番互通有無，道理通行天下，內(nèi)外之別漸消，其實互為表里。代狄雖豺狼之屬，但亦通中原文字、故事，其主紀(jì)函德隱忍三十年，卑辭厚禮，有效勾踐之志，不可輕視。”范處圭力陳己見。
“鑒秋不必著惱。”陶建豐說道，“且談?wù)剦迅尽！?/p>
“是。”范處圭緩口氣說道，“既要壯根本，便首先去枝杈。某既管部，小事煩工多所罷去，只是河工雖停，但只好做權(quán)宜之計，不可長久。幸好駱壽陽識作，今年肯撥二百萬貫，部里人心總不至于散掉。”說完范處圭向紀(jì)源執(zhí)禮道謝。
“工部仰靠大工，新政以來委屈了鑒秋啊。”章叡嘆息道。
“士大夫憂勞國事是本分，委屈談不到。”范處圭搖搖頭，向陶建豐說道，“如今工部里多有官營礦冶，除卻邵武、太平等地金銀礦坑，其余礦冶多不能課足，一者官吏貪滑，二者刁民難治。新政以來，課額去年最高，亦不過祖額[5]六成。比之宣廟時尚不足一半。憲廟以來，累售佳礦，彌補國用，如今銅、錫所余礦冶僅足軍用，駱壽陽那里漸漸引西洋與東洋金銀為儲，銅儲次第而削，冶炮局很是艱難。為今若要壯根本，還需多探采礦業(yè)，尤其是石炭礦與鐵礦，軍儲久渴，仰賴招標(biāo)和買，不是長遠之計。”
“礦冶出售行不通？”紀(jì)源問道。
“很難。”
“滑吏刁民，固然可以用王法繩之，不過堵不如疏。”章叡開口說道，“以某看來，余下的礦坑冶所既然不得售，不如改為官督商辦，駱壽陽那里說了幾次礦冶民課遠高于官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駱家自有石炭礦與石油礦。”紀(jì)源說到一半便止住。
“誠然如此，不過正因有實效，他才敢夸耀罷了。若是官督商辦，刁民滑吏自有商賈去處置，朝廷不必困于庶務(wù)，而民課遠高于官課，軍儲亦得充足。余者遞補官用與大內(nèi)，總算是為君父分憂。”
“官督商辦，倒不是新法。”范處圭點點頭，“嘉和時便做過，只是嶺南士林間談起，對此頗有微詞。”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陶公行新政，正是要革除舊弊，嘉和舊事，不足為慮。其實不惟礦冶可以官督商辦。”
“不錯。官營行社也可。”紀(jì)源說道。
“子清知我。”章叡笑道。
“官營行社何須官督商辦？民間行社遠過官營……”說道一半，范處圭倏地站起來，“陶公，開放鋼場是飲鴆止渴。”
陶建豐不置可否，紀(jì)源則躍躍欲試想要辯駁一番，不過章叡比他更堅決：“鑒秋莫要危言聳聽。某先告罪，直言不諱處，且先體諒。官營鋼場每年虛耗國用，不能增益反而虧蝕，市面上南海鋼比比皆是，鋼禁形同虛設(shè)，而且諸侯益輕朝廷，與代狄作勾結(jié)。今日局面，便是代狄胡眾用鋼反倒比中原漢民便宜。鑒秋既然管部，總要體察實情。官營鋼場與礦冶相類，刁民滑吏叢出不窮，各種名目套取錢財，名曰‘研究’，實則私儲。憲廟時河工偶停，工部便要鬧幾番，但建武以來，各種‘研究’名目套取國用，又比河工少多少？”
“鋼、鐵有別。工部所留官營鋼場，所產(chǎn)皆鋼，非民間行社‘鋼鐵’能比。若是講漢民用鋼，定然超過代狄，因為諸侯所售‘南海鋼’，多數(shù)是精鐵，代狄別無他選，只能吃這啞巴虧。朝廷在遼南置旅順軍，與登州軍相呼應(yīng)，豈無深意？”范處圭從容答道。
“至于刁民滑吏，不惟官營礦冶、鋼場，府、縣、州、軍何處沒有？自待王法繩之。若有刁民滑吏便要托付商賈民營，君父要我等士大夫何用？究竟是士大夫為君父分憂還是商賈為君父分憂？”范處圭言詞鋒銳，“鐵禁早開，民間鐵價比宣廟時倒是漲了一成。商賈逐利，初時彼此相競，揄揚聲名而偽作低價，一朝得勢，三五成群，聯(lián)行結(jié)社，物價反較官營時還高。佛山鐵，天下行。某元自廣州，于佛山鐵最熟。其能銷行天下，便是同質(zhì)價低，同價質(zhì)高。這并非佛山鋼鐵行社都是仁人君子，不過是交趾、韓國、周國等諸侯不斷輸入物美價廉的南海鐵所迫，不得不為之。”
“石燕公開鹽禁，至今鹽價三百年未曾加增，官府屢發(fā)鹽債得用。民營行社自有其妙用，諸鐵行社有小人作梗，未能使朝廷得益，不足為信。石燕公成例才是正途。契丹潰滅五十載，遼鹽早已絕跡，而鹽價未增，可見一斑。”紀(jì)源反駁道。
“鹽與鋼鐵不同。”范處圭搖搖頭，“右丞有所不知。鹽分兩類，一者海鹽，須得煮或者曬；二者礦鹽，需得采掘。礦鹽有時而盡，海鹽循環(huán)無窮。沿海諸鹽場的原料便是海水，無論煮鹽還是曬鹽，海水總是取之不竭，而且一石海水在京東路制多少鹽，同樣的工藝在福建路也能制多少鹽。冶鐵煉鋼則不同。鐵礦各有優(yōu)劣，而且礦石并非海水，必有窮盡。三五年之內(nèi)，有多少鐵礦坑，能出多少礦石是可以算出來的。彼此工藝相同而原料不同，所得鐵料多少也不盡相同。若是民營，人心自然取優(yōu)棄劣，而鐵礦產(chǎn)量并不能像海鹽一樣隨時加增。如此一來，鐵礦石便要漲價，越是好礦石漲得越多。”
范處圭苦笑著看了看沉默不語的陶建豐，繼續(xù)說道：“鐵礦既漲，民營行社若要不虧蝕，便得漲鐵價。所以開鐵禁以來，鐵價初時雖跌，但卻越來越高。如果開放鋼場，民間技藝不足，難免糟蹋礦石與鐵料，只怕鋼量減少，價格反而更高。軍用不足，國用亦不足。此時貿(mào)然開禁，弊大于利，與飲鴆止渴無異。”
“我輩以天下為己任，一時險阻，豈能趨避之？”章叡不以為然，“正因行鋼禁，所以民間才技藝不足，若早開鋼禁，何以有今日？鑒秋所言，實在糊涂。士大夫與國同休，是因為肩負社稷，為百姓謀福，為君父分憂。商賈亦百姓，我輩自當(dāng)一視同仁。”
“不錯。商賈出于百姓，人稱販夫者是也；商賈亦出于士大夫，人稱儒商者是也。士大夫亦出于百姓，人稱耕讀是也；士大夫亦出于商賈，人稱豪右是也，此輩前有管夷吾、后有糜子仲，本朝不禁商賈子孫科舉，亦是法先王德政。高廟時便有唐工部這等楷模。可見自古以來，百姓與士大夫互為表里，商賈亦如是。自當(dāng)一視同仁。”紀(jì)源說道。
“國計托于商賈，勢要付與豪強。實在是我輩之恥。”范處圭沒有再辯，只是看向陶建豐說道，“國事日艱，乞勿輕斷。”
[1]即西元1331年。
[2]即西元1341年。
[3]宋憲宗左丞相鄭全仕，字長卿，封閩國公，謚“文忠”。
[4]宋憲宗樞密使朱顯，字子明，封魯國公，謚“武穆”。
[5]宋朝歷代礦冶祖額各有所指，此處祖額是指崇寧（1104-1127）年間的礦冶平均課額。
（未完待續(x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