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聊神經癥在病前的表現無論如何不能診斷為人格障礙，發病高峰在30歲至40歲之間，往往在成家立業方面至少已經達到了中等水平，也許在一般人看來他混得很不錯。

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豈不知一方水土也能養一方病人，比如那些腎虛或濕氣重的人，都與東方的水土有關。若不是從文化或空間，而是從時間維度來看某些疾病，像曾經肆虐的梅毒、天花等已經少見或絕跡，而有的疾病盡管名字還在，但意思卻早已不同于原來。后者主要反映在精神病學或變態心理學領域內，比如“在今天看來，當時被弗洛伊德定義為神經癥的來訪者，實際上是邊緣型人格甚至精神病患者——當時“癔癥”被認為可伴隨明顯的非現實性幻覺體驗”。

疾病和治療向來就是“魔”和“道”的關系，即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今晨我想說說心理疾病的變遷，和相應心理治療方法的改變。為了避免把這個宏大的話題扯得不著邊際，我只能以我自己為例。

十多年前我剛開始從事心理咨詢的那陣子，找到我的主要是一些有軀體化障礙的病人——他們真的是些有病的人，很多是一些醫生朋友轉給我的，這些醫生認為他們生理上的病已經治好了，依然存在的癥狀屬于心理疾病的范疇。比如有位很有身份的男人因為一次偶然的艷遇患了淋病，結果在打了兩針抗生素就達到了醫學標準的治愈后，卻總是感覺到自己的會陰區疼痛，因為正規醫院的醫生總說他沒病，便又求助于游醫，被診斷為慢性前列腺炎，依然接受昂貴的抗生素治療和各種理療。被提示自己可能是心理疾病而找到我時已經花費數萬，會陰區疼痛的癥狀不但未減反倒加重了。

針對這種病人，我的治療方法很簡單，幾乎按照自己的理解復制了當年弗洛伊德的那一套。其實也不用說什么意識和無意識，我只是反復跟病人探討他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每次咨詢的效果就足夠好。那個時候的醫生們鮮有人知道，一個人的身份決定著超我的嚴苛程度，因此同樣是得了性病，身份不同的人所造成的心理反應完全不同。

除了這類病人之外，還有很多人也是因為極度的痛苦而來，他們一般都有極強的內心沖突，因而改變的愿望強烈，一般情況下，他們落座時就已經成為求助者——心理咨詢的對象了。

后來卻悄然發生了變化，越來越的人盡管坐道我面前卻不知道或不認為自己有什么（心理）問題，他們大多30歲左右，不少已經為人父母，他們似乎也痛苦，但是這種痛苦顯然不是內心的沖突比如無所事事或碌碌無為所造成的。這種情況下，不用說給他們做什么精神分析，就是普通的心理咨詢都難以持續，多數在咨詢一到兩次之后就會脫落。

他們根本沒有改變的愿望甚至沒有任何欲望，認為自己沒有問題或者認為自己的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我所面對的這些主動或被動走進咨詢室的來訪者，到底是些什么樣的人呢？

這才是今晨我要說的重點！

盡管他們沒有對我直說，但是詢問會發現他們感到生活沒有意義。我當時就深切感受到沒有意義和沒有興趣的不同，因此他們被診斷為抑郁，我不敢茍同。

弗蘭克爾認為感到生活沒有意義就是神經癥，有人叫它“存在神經癥”（existential neurosis），許又新教授（神經癥，第二版，第144-145頁）則稱之為“無聊神經癥”，既通俗易懂又表達確切：

這種精神障礙的認知成分是認為生活沒有意義，或者長期不能相信所從事的或能夠想象去做的一切事情有什么真實性、重要性、用處或價值。特征性的心情是平淡和無動于衷，盡管在一般接觸中別人并看不出來。初期間歇性地出現抑郁，隨著病程遷延，抑郁逐漸稀少而趨于消失，剩下的主要是空虛感，覺得生活沒有什么真正的意義。就動作行為而言，活動水平也許略微偏低，但一般保持在中等或平均水平上。比活動量更重要的是，病人未曾選擇活動是些什么。病人很少選擇，如果有的話，照例只是沿著費力最小的方向進行。這種人作為社會的一員可以表現得不錯，家庭和社會義務一般能完成，對人也相當寬容。但總的來說，他只是隨波逐流，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滿足感。他無法在深層和理解的水平上與別人認同，他不能體驗別人為什么活得那么起勁和心滿意足。

對這類心理問題的癥狀明確的，對這類人的診斷也有了。那么，有什么具體的方法來應對嗎？

有！

在門診上，我給這類病人的解釋所采用的是精神動力學的自體心理理論，而在實際操作比如家庭作業的安排上，我所堅持的卻幾乎完全是存在主義方向。

感興趣的朋友，敬請期待我明日的涂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