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這個話題直指人內心的黑暗面，讓它藏無可藏，赤裸裸地暴露在日光之下，猶如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樣冷酷、精確，讓人很不舒服，卻又無從推諉。
首先，我想提一個耳熟能詳的人物，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祥林嫂的悲慘遭遇。提到她，我的眼前就晃動著一位衣衫襤褸，手握根拐杖，目光呆滯地望著村口的老太婆，嘴里不停念叨著：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坳里沒有食吃，會到村里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一清早起來就開了門，拿小籃盛了一籃豆，叫我們的阿毛坐在門檻上剝豆去。他是很聽話的，我的話句句聽；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下了鍋，要蒸豆。我叫阿毛，沒有應，出去門口看，只見豆撒了一地，沒有我們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別家去玩的；各處去一問，果然沒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尋。直到下半天，尋來尋去尋到山坳里，看見刺柴上掛著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說，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進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臟已經都給吃空了，手上還緊緊的捏著那只小籃呢?！?/p>
初讀此段，無不潸然淚下，就如文中的四嬸一樣，眼圈有些紅了，太殘忍，太值得同情了。然而，祥林嫂為什么從一個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后來變得那么不受歡迎呢？
最直白的解釋當然是嘮叨重復，再值得同情的事，說太多遍也會讓人心煩。但是嘮叨自己不幸的人多了，為什么她的結局竟然如此凄涼？
細究個中緣由你就會發現，嫌棄和排斥的真正的原因，乃是村民相信她“命不好”，哪怕是捐了門檻也無濟于事。那么，從同情，到心煩，再到嫌棄，這中間人們的心理變化是如何作用的呢？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隨時都有可能遭遇意外。為了能夠心平氣和地生活，我們都被天然預置了一種被心理學家稱為“公正世界假設“的心理機制。也就是說先假定世界是公平的，再為各種公平現象找到各種使之顯得公平合理的理由，或者給各種不公平現象找到各種使之顯得不公平的理由。
這種機制的內在邏輯，很像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同的是方向正好相反。它相信的是“惡報必有惡，善報必有善”，即好事和壞事的發生，背后總有既定的原則。
簡單說，看到別人遭受不幸，我們會本能地傾向于為受害者尋找受害的“正當”理由。比如說員工被辭退，是因為他得罪了領導；女人遭到男性強奸是因為穿著暴露、打扮嬌艷；錢包被偷是因為做事馬虎、自己不小心；被街頭惡棍毆打是因為出入不良環境場所；大齡剩女是因為性格有缺陷；包括祥林嫂這么慘的遭遇也根本不應該去同情，就因為她”命不好“，如此種種。
總之，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如此一來，世上一切不幸都跟我無關，便可以心安理得淡定從容地看待這本值得同情的不幸。
《大腦里的8個騙子》的作者科迪莉亞?法恩，她既是接受過嚴格訓練的認知心理學家，又是一位平凡的愛子心切的母親，既能主觀上深切體會這種”公正世界“的幻覺，又能客觀上不動感情地剖析它。
在這本書里，作者坦陳了這樣一段不甚光彩的心跡：有一次，她帶著還在襁褓中的孩子出門散步，遇到一位鄰居老太太向她談起自己因白血病夭折的三歲的孫女。按理說，一位正處于哺乳期的母親，應該最能同情別人的喪子之痛。然而事情沒這么簡單。此時，法恩心底涌現的不是同情，而是各種角度的責難——是不是沒有母乳喂養？是不是吃了太多垃圾食品？是不是平常經常玩手機？是不是不講究衛生？總之一句話：家長肯定是哪里做錯了。
對于這種心態，法恩清晰地總結道：“表面上看，我們會同情世上無數的無辜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但是，我們面對這些無辜受害者時實際抱持的態度，卻戳破了我們道德高尚的面具。因為如果我們不去試圖給這種悲劇的發生找到借口，我們內心那不太道德的大腦就會擔心自己的小孩恐怕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我沒有做這些錯事，所以我的小孩肯定不會發生這種不幸。這就是人性的自私和冷酷。
遇到小的不幸，同情的眼淚也許是單純而且真誠的。但是面對那種足以壓垮任何人意志的不幸，本能涌現出的同情感就會被一種更強大的力量所克制。說白了，不幸是你的不幸，千萬不要跟我扯上什么關系，我的日子還得繼續過，找個合理的解釋安慰自己，比同情你的不幸因而讓自己惶惶不可終日重要得多。我們在安慰不幸的人時常說的一句話是：“想開點，日子還得繼續過啊。”，其實哪是說給不幸的人說的，分明是說給自己聽的。
那么，如果實在找不到不幸的理由怎么辦？很簡單，“命不好”。
讓阿毛在門口剝豆算是錯嗎？當然不是。但是如果沒錯仍然會被狼叼走，豈不是村里人的小孩都有遭受這種厄運的風險？所以一定要找到更高一層的原因，才能說服自己這種慘劇不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于是搜羅出各種足以證明”命不好“的證據硬往上面靠，總算也能夠自圓其說。于是，哪里還有什么同情可言，惡報必有惡啊，活該如此。
聽起來讓人絕望，但是在善于自保方面，我們的心理機制就是如此強大。
那些面對別人遭遇的不幸所呈現出的同情的面孔，此刻顯得是多么地丑陋和卑鄙。你所說的那些同情的話語，真是是你內心所想嗎？
根本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