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重點問題：

• 與《上海新報》的競爭
• 確定了“新知”與“邸報”之間的區別
• 作為一種地方性的實踐的意義和影響

與《上海新報》的競逐

《上海新報》是1861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發行，是第一份在上海發行的中文商業刊物，初期的時候新聞所占的比例甚少，篇幅短，到了1868年改版才改變。
1872年《申江新報》在上海發行，為日報，英國商人美查集資所創，一開始就確立以營業圖利為目標，而不是為了宣傳教義等，只是為了謀利。
兩報開啟的競爭，開啟了上海中文媒體商業化的序幕。

• 價格上的競爭：《申報》使用成本低廉的紙；
• 《申報》為日報
• 內容是《申報》面向文人投稿等等

在《申報》的壓力下，《上海新報》都在上述三個方面進行了改革。但是最后還是于1872年12月31日刊出最后一期。
《申報》成功，在于它開創了一個新的模式。

• 引進商業化新式媒體的重要開端，它將中文印刷品，連同其傳播管道，視為一種商品，且定期、大量、即時的供應。跟其他資本主義化的商品不同的是，報刊這種“文化商品”本身的價值與影響力并不僅出自于物質本身，而更出自其上所負載的文化意義。如果負載文化意義的符號，無論因為內緣或外緣、經濟社會抑或本身內在因素，其傳播方式發生改變，影響必然廣及整體的思想與文化。
• 1872年的《申報》不僅在它當時是江南一帶最被廣泛閱讀的新式刊物，而更在它比之前出現的任何新式傳播媒體，都更深入的影響了中文訊息傳播的模式。

由于創刊之初為了營業，因為為了吸引最多的讀者】獲得最高的盈利，采取了很多具有創新的措施：

• 商業運營
  • 用便宜的紙來壓低成本，取得了價格優勢，而每日刊行的日報形式則更增加其出版量與即時性（新報之事，今日之事）
  • 積極的拓展外埠的生意，在各省等地征求代理人
  • 積極開展其他印刷出版事業，申報館曾發行文學性的月刊等。比如《點石齋畫報》。這些副業讓《申報》不僅只是發行報刊，更成為新式的綜合出版單位。
• 調整內容
  • 新聞所占比例最大，大大超過了當時的傳教士刊物。
  • 新聞取向上，除了京報邸鈔外，特別注重“社會新聞”，即有許多新聞內容是地方的軼事傳奇，后期還重點報道地方官府審理的案件，楊乃武與小白菜等。【這些“新聞”的報道方式，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于引起讀者的興趣，讓讀者購買，功能有如現今報紙的社會新聞版。】這一點是《申報》改變了當時新式傳播工具在地方上所扮演的角色：
    • 報刊所提供的訊息不僅是傳播信念，或者針對特定的族群提供有用的訊息，而是這些訊息本身就能引起讀者興趣，提供娛樂或滿足好奇心，轉而成為消費性的商品。
      這個性質讓訊息傳遞的過程與效果更復雜，跟傳教士的刊物不同，這些報刊要更積極的與讀者互動，因為取決教會刊物存續的必要條件是教會、官方的支持與否，而取決于商業性報刊的存續的條件則是能否從讀者的反應中得到商業利益。于是此時的社會新聞組成了報刊的主要的新聞內容。
• 兼辦通俗刊物
  為了吸引中下層群眾，以擴展消費者，出版了幾種可以吸引一般民眾的通俗讀物。
  • 1876年出刊的《民報》，用通俗文子寫，雖然其并非第一種通俗白話報，但不僅比五四和晚清1900年代競出的白話報早了許多，且首次標明以“民”為對象，欲將其新聞傳播的對象推及底層人民。
  • 又發行畫報，讓識字不多的民眾也能購閱。1884年《點石齋畫報》。意在將讀者，亦即其文化產品消費者向“下”擴展到販夫走卒，向“內”擴展至婦女，不限于“士大夫、男子”。
• 爭取士人讀者
  《申報》意識到對許多士人而言，能夠發表表現自己才氣的文學作品，無疑能夠吸引士人的參與。
  對于當時聚集于上海的眾多文人而言，《申報》提供了一個最方便的發表抒懷的管道。
  • 文人在期刊上發表作品，在一個直接公開的媒介上進行，相當于是與一個虛擬的文人群體對話。抒發私人情感的詩文一旦面向了一個公共領域，讓詩文的內容亦因之參與了更多公共的成分。
  • 對科舉的態度，每次在放榜時第一時間刊登中舉的名單，甚至請科甲名士在放榜前以撰文登于報首。
• 爭取本地編輯
  為失意文人提供了一項出路
• 以讀者為主的立場
  改變了傳播媒體與讀者群中的關系。《申報》將編務交給當地文人，其目的就是為了消除文化隔閡，吸引更多傷人以外、與外人無涉的讀者，然而因此也讓報刊的立場從外來的“指導者”，轉變成與當地讀者群中站在同一邊。
  《申報》成為了一個本地化的報刊，在投讀者所好的同時，也可代表讀者發聲、成為地方民眾溝通公眾事務的管道。

安德森“印刷資本主義”：

“民族”作為填補“宗教、王朝”崩潰帶來的空缺的想象，必需借助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印刷出版業，重新將宗教崩解后的“博愛”、王朝崩解后的“權力”，以及一種新的空洞而均質的時間觀，有意義地聯結起來，以一種新的方式思考自身與人群之間的關系，營造出一種“水平--世俗--同時”共同體的形成條件。
生產關系與體系（資本主義）、溝通技術（印刷術）與語言多樣性（方言）的結合，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印刷出版業作為西歐歷史中早起資本主義企業的形態，很早就體會到資本主義需要無止境市場的邏輯，為了擴大拉丁文飽和之后的市場，方言讀者成為了出版業必要爭取的對象。而當方言成為可以由機器復制、并且經由市場擴撒的印刷語言之后，便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

新式傳播媒體不僅是路徑，本身扮演了形塑者的決定性角色，以此重新衡量商業化的《申報》，乃至新式傳播媒體對此中國社會與思想文化的影響：

• 新式傳播媒體在中國一方面是國內各個階層溝通、想象彼此，以及散布新思潮的管道
• 在全球的框架之下，另方面則是中國與世界，尤其是西方，接觸并改變彼此看法的路徑。
  處于現代化的浪潮中，中國在接受西方傳播工具，及跟隨過來的新的群我概念之際，其實正將自己放在全球性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社會、列國制度當中。

《申報》這個意義上的作用

如果從傳播學的角度來分析《申報》的話，首先是要確定的是《申報》是一個“媒介”，然后從媒介為中西、為出發點去思考其作用。
李金銓教授的思路：

從能動性和結構之間的互動來考慮。agency和structure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相互作用之間的關系。

• 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媒介具有能動性，是行動者，那么社會就是結構，媒介的社會脈絡發展，帶來的社會生活實踐的變化、新的社群關系以及自我和他者之間的聯系；
• 媒介組織內部之間的關系，創辦人、編輯和刊物之間的關系；
• 媒介與受眾之間的關系，媒介是行動者，受眾則是結構。

按照這三條的思路去思考《申報》：
《申報》與晚清中國的關系：

• 作為新知傳入并且傳播，《申報》第一次將自己和邸報做了本質化的區別，自我的定位是太史文風，那么立足點就是民間，進行采風
• 商業性的，將報刊作為了一個可消費的商品
• 將圍繞著上海的江南地區的文人結合在了一起，構成了一個想象的共同體
• 將信息傳播的來源從統治者的那里解放出來

《申報》內部的關系

• 創辦人美查的定位是商業報紙，是要謀利的，這一點有別于傳教士辦報
• 請了很多中國的文人來進行辦報
• 向文人進行征稿

《申報》與受眾之間的關系：

• 文人
• 創辦各種副刊，比如畫報等，將受眾擴大至各種社會群體，包括婦女、車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