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正名之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會關系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系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
一部《春秋》更是用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的方法將正名主義發揮到淋漓精致。《春秋》的宗旨因此不在記實事，只記錄某些人心中對于實事的評判，是非功過成為主觀的歷史。
直到今天，正名之說依然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們的傳統觀念中。前不久的一期“朗讀者”節目，邀請到嘉賓劉震云，在談到教育時有這樣一段話深以為然：“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門口，交代的話一定是好好學習、尊敬老師，課間多提問，這些話全是廢話，其實家長說這些話的時候，非常的自私，意思就是我該說的都說了，我是沒責任了，剩下的都是你的事了。”
雖然家長的囑咐不一定有深入想到這個層面，但是在家庭中，父母對孩子諸如說“我跟你說是為你好，聽不聽是你的事”“我是你媽，你就得聽我的”之類的話還是時常聽見；夫妻情侶爭執也因“這難道不是丈夫應該做的嗎”，“相夫教子難道不是妻子的本份嗎？”；工作中更有“不在其位不謀其職”，“拿多少錢辦多少事”。若只存在純粹的責任義務，父子夫妻關系會僵硬得沒有溫度可言；君臣關系也只是流于形式的敷衍。
人在社會中的名是他們“應該”，這些應該都是他的義務。但是這些義務或者名的本質則是“愛人”，愛人就是“仁”。但生活中我們有時把名和仁分離開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便大多出于名，而不是出于仁。
仁本是發乎于心的，孔子擔心不仁，為幫助每個人發展出仁便創立了名；求知本是每個人的天性，有人擔心兒童貪于“玩耍”，發展出越來越畸形的教育制度；憑己之力幫助更多人本應出于人間大愛，金錢和物質卻讓人心迷惑。如果沒有前提條件的名就是“利”。義與利是對立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在說“我是你爸，當然為你好”或者“我為公司考慮才這樣做”諸如此類的話時，停下來，有必要認真想一想，這樣做真的是對方需要的嗎？這樣說是讓我更安心還是讓對方變得更好？出于我的義務或是責任才這樣說，還是出于我利他的真心？
不出于名的考慮，發乎內心的做一個人應該做的事，做這些事的價值不為名，而在于做的本身，在乎的是初心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結果。
在關系中沒有立場的預設，人和人之間的交往就是以一顆赤誠之心迎接另一顆心。如佛到岸舍舟，所有關系帶來的名都是成全自我的筏，心中懷仁，少些計較應不應該，無名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