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36氪畢業季專題的第四篇策劃。36氪選擇把視角聚焦在應屆畢業生身上,我們發現,這屆畢業生與往屆畢業生有些不同:2017年的畢業生越來越“敢”。
他們敢追最熱的風口,敢離開北上深,敢“慢就業”gap year一年,敢掙脫傳統觀念——更有主見的一代登場了。
文 | 喬芊
編輯 | 楊軒
95后女生歐陽晨益很清楚,無論怎么看,她都算不上畢業生中的佼佼者——南方二線城市、非211學校、英語專業醫學方向,每一個單項都那么平凡無奇。
大四一開學,她就曠掉大半專業課,一頭扎進考研的世界。她的目標,是跨考進入中山大學傳播學院。這不僅是一個有關名校的執念,還意味著擺脫父母在老家為她安排好的“平坦的路”——成為一名公務員,或者中學教師。
失敗突如其來,辛苦和夢想一并化為泡影。有那么幾天,她精疲力竭,癱倒在床,盯著宿舍的床板墜入茫然。轉眼就是3月,同學們大都開始實習。“不能再這樣下去。”她告訴自己。
錯過了秋招、眼看又要錯過春招的歐陽晨益開始找工作。她一共投出三輪簡歷,優先級從心儀的城市(廣州深圳),到新聞傳媒類,再到本專業的英語方向。她從未如此感謝自己的“不安于校園”和野蠻生長,大一以來積攢的實習經歷——助教、筆譯、口譯、國際賽事志愿者——幫助她很快拿到了不只一個offer。
最終,她選擇了“英語流利說”,一家位于上海的互聯網教育公司,其核心產品是一款利用人工智能教人學英語的App。“我完全沒有投我百分之七、八十同學會去的地方,比如傳統語言培訓機構、外貿公司、醫藥公司,那些工作感覺一眼可以看到頭。”歐陽晨益說,“我想去未知的地方,做未知的事情。”
對于一貫自學英語、從不依賴手機的歐陽晨益來說,“AI到底如何用于語言教育”,極大地激發了她的好奇心。為此,她甚至擱置了一個長久以來的迷思:絕不能去上海。“以我的背景和資質,在那種地方只會被碾得粉碎”。
計劃趕不上變化,或者說,好奇戰勝了恐懼。短短10天內,歐陽晨益來到上海,終面、找房子、辦入職,“一切順利地出人意料”。學校有事待辦,她一個月內三次飛機往返。她收起情緒,像機器一般運轉,“當時我只是覺得這是一個事情,我要把自己安排好,放在一個位置。”
對主動或被動走出象牙塔的年畢業生而言,找一份合適的工作約等于找到“那個位置”。塵埃落定后,歐陽晨益突然意識到,大學畢業或許是她經歷的,最快的一次成長。
2017年,全中國共有795萬人經歷了這種成長,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歐陽晨益一樣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
距離“最難就業季”的2013年已經過去四年,畢業生人數仍在年年上漲,找工作這件事也再沒有容易過。焦灼的局面甚至催生了一批求職教育機構,他們手握風投、開班授課,依靠創始人和兼職導師的名企背景,為應屆生提供求職咨詢和內推機會。
單從數據上看,今年找工作的情形似乎更加慘淡:智聯招聘報告顯示,截至4月,仍有27.7%的應屆畢業生沒有獲得offer,同比上升了2.9%;僅有26.7%的應屆生正式簽約,同比下降了8.7%。
不過,“雖然學生們投遞簡歷、參加宣講會、以及通知了去面試但實際到場的平均數都在下降,但最后到手的平均offer數卻有小幅上升。”智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李強說。這說明,這屆畢業生對于“找一個怎樣的工作”大多有了更明確的想法,目標感更清晰了。
敢追最熱的風口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在互聯網求職者中,畢業生對市場的動態正在變得異常敏銳。這在信息不對稱、傳播不暢通、校園和外界相對隔絕的時代是前所未有的。當然,此前也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像互聯網一樣千變萬化、興衰轉瞬。
“風口”的變動和遷移的確在影響應屆生的選擇。僅僅一年之間,BOSS直聘的“互聯網公司畢業生吸引力排行榜”已經和去年有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變化:
門戶中的網易和新浪重回高點;
樂視從去年的第11名,下跌到今年的第40名;
易到用車則從27名,跌出前50;
除了頭部品牌,互聯網金融公司也在變少……
總之,畢業生對于公司的價值判斷,無一不與個體公司和特定行業的命運起伏密切相關。
“你會發現這屆畢業生敢于追最熱的風口,比如共享單車,知識付費、在線教育,甚至便利蜂這樣的零售公司,也因為有名人和資本的助推,進入了畢業生的視野。”BOSS直聘數據研究總監常濛對36氪說。
在這份“吸引力榜單”上一躍至第15名的ofo,去年還完全榜上無名。這個誕生于北大校園、甚至有聯合創始人也是應屆生的年輕公司,自去年秋天才真正進入公眾的視野。
快速融資、擴張、和對手賽跑,讓它還無暇大規模地從頭培養新人,但ofo?招聘總監郭靖告訴36氪,經過實習留用的2017屆畢業生還是超過了30個,分散在技術、產品和市場等崗位。接下來,他們會正式啟動2018屆校招。
畢業生為自己喜愛的產品和品牌工作正在成為一種趨勢。“幾乎所有人都會說,我是你們的用戶,”郭靖提到畢業生們給出的應聘理由,“當然也有一部分人會說,因為我喜歡鹿晗。”
出于品牌形象,創始人背景,也許還有早期拓展校園時大量依賴年輕人的創業史,ofo表示自己會很重視應屆生的吸納和培養。初出校園的年輕人們表現出的創造力和活躍的思維也時常讓郭靖驚喜,比如在他的人力部門,當三大招聘網站乃至領英都成為標配時,一名95后畢業生建議,“為什么不試試‘脈脈’?”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碩士畢業生李音,則去了另一家共享單車公司——摩拜,在摩拜新開不久的城市杭州做市場營銷。
本科畢業時在“去哪兒”的暑期實習,讓她立定主意,未來一定要去互聯網公司上班。“當時就覺得氛圍挺輕松的,有人穿著褲衩拖鞋就來上班了。”
之后在Uber南京、滴滴巴士深圳的實習又讓她把進一步鎖定了目標崗位:市場營銷。她深信,開腦洞的策劃工作會比嚴肅嚴謹的新聞報道更適合自己。更重要的是,她對互聯網出行有了相當立體的認知,以至于周圍的朋友都開玩笑地稱她為“互聯網出行深耕者”。
正是這兩段重要的“相關經歷”把李音引向了摩拜。她原本的目標城市是上海,然而當她坐在摩拜面試官面前,對方告知她上海總部已經飽和,但杭州開城還需要新人時,她動搖了。
“我覺得平臺比城市更重要,更何況杭州也不差。”她語氣堅決。為此,李音毀掉了另一個上海創業公司的Offer——去上了幾天班后,她也發現這家公司對未來似乎缺乏規劃。
去到一家風口上的明星公司自然令人稱羨,但真正實際的好處在于,“在這個位置上,市場資源會非常豐富。比如許多商家都會主動來找你合作,因為活動放出去的聲量會比較大。這和當初在Uber是一樣的。”李音說。
除此之外,廣泛的城市覆蓋可以讓好的營銷創意有機會復制和推廣。出生于1990年的摩拜華東區經理還告訴她,如果成績突出,5年內從專員升到經理級別并非不可企及,甚至時間可能更短。
2017年,個人成長首次超越待遇,成為理想工作的最重要標準——有55.9%的畢業生將“不斷學習新東西,獲得成長”,列為擇業時最先考慮的因素,選擇“待遇好”的占比52.2%,屈居第二。
這些都是互聯網公司,尤其是創業公司的魔力所在。相比許多熬資歷的傳統企業,更加扁平的互聯網世界仿佛擁有折疊的時間和空間,可以極大地縮短新人的成長周期。
獨角獸,還是BAT?
滴滴出行校園招聘經理王雪梅正在為2018屆的秋招做準備,她和團隊希望策劃一個營銷事件來展示招聘主題,比如前年他們推了一個H5小游戲,而去年則借著《感覺身體被掏空》蹭了一波熱點。而那些傳統的線下宣講會,則只會針對重點高校展開——精英化是滴滴如今奉行的招聘理念。
這家員工總數超過7000人的獨角獸公司已經完成了兩年校招,每年開放的名額都在400左右:以技術、產品、市場運營、專業服務四類為主,其中技術產品類超過一半,和整個公司的人員分布比例相當。
“越是優秀的同學,越是會去追趕浪潮之巔吧。”王雪梅說。在招聘中,她時常遇到在BAT和滴滴之間做選擇的畢業生,而那些最終留在滴滴的,大多是看重它“既擁有大公司的平臺和規模,又有創業公司的發展速度”。
在對頂尖技術類學生的爭奪上,獨角獸公司已然成為BAT的有力競爭者。BOSS直聘數據顯示,今日頭條、美團點評、螞蟻金服、滴滴出行、小米科技5家獨角獸在“互聯網公司畢業生吸引力排行榜”上,已經連續兩年穩居前十,無一落榜。
“頭條、滴滴、螞蟻金服招應屆生都是以技術崗為主,而且很精英化,螞蟻金服拿到Offer的幾乎都是985學生。”一位業內人士說。
“我們會看重新人的基本素質,比如是不是聰明、是不是有潛力。他初入職場,好比一張白紙,所以重要的是紙夠不夠白,夠不夠厚,夠不夠有韌性。而不是紙上寫過幾個字。”上述其中一家公司的技術崗面試官說。
作為人工智能方向、自然語言理解專業的博士,楊揚就是這樣一張有韌性的白紙。
人工智能在2017成為風口,這個方向的畢業生也變得極為槍手,這無疑給了楊揚更多的選擇權。
漫長的求學生涯讓她找工作的“成本不低”。在經歷了考驗、考博的數次選擇,她也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的選擇標準是“自己感興趣,而且和專業契合”,她的退路是和她的許多同學一樣,去學校教書,但比起成為書齋里的研究者,她更想投身工業界,因為那里有象牙塔里沒有的、真正寶貴的資源——數據。
值得一去的好公司無非那么幾家,在遭到谷歌總部的拒絕后,她從騰訊、華為和今日頭條的三個Offer中選擇了最后一個。
今日頭條為楊揚開出了能夠與BAT匹敵的薪酬,和大公司的穩健相比,它又多了一些持續增長的空間和可期的回報,這些都成了楊揚抉擇時的關鍵砝碼。
與此同時,今日頭條扁平的管理和寬松的氛圍也贏得了楊揚的好感。“就連馬博士(今日頭條副總裁馬維英,管理人工智能實驗室)的桌子也是和大家挨在一起的。”她說。
“技術類的學生非常看重的一點就是研究氛圍,環境好不好,能不能和大牛一起工作,有沒有工程師文化。”今日頭條負責技術招聘的HRBP Cathy告訴36氪,“好多同學面試時都會問,‘這里人際關系復不復雜?’他們很介意這一點。”
BAT中最早在人工智能技術方向下注、擁有人工智能語音助手“小度”的百度,卻沒有成為楊揚的選項,她甚至連簡歷都沒投。過去一年負面纏身多少影響了這家巨頭在畢業生心中的位置。
“你會發現學生對公司和品牌的認知不是線性的。當市場上有好的新聞,好的聲音出現,他們就會對這家公司有信心,但當市場上有阻礙力量,或者不好聲音出來時,他們同樣會受到波動。”滴滴出行王雪梅說。
敢離開北上深
和李音一樣,陳毓也曾陷入一線還是新一線的抉擇。她的備選項看起來是兩條迥異的道路:去喜馬拉雅上海做內容運營,還是去蘇州一家事業單位。
陳毓的實習經歷是清一色的互聯網公司,從大禹網絡,餓了么,到網易考拉,城市也在蘇州、上海、杭州間輾轉。“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大差不差的,喜馬拉雅在成長期,氛圍相對輕松,不僅有娛樂,也有很多知識的內容,在里面工作還是比較有意義的。”陳毓說。
畢業生對于“什么是好工作”的認知發生著劇烈的變化。不只一份報告顯示,國企、政府部門對應屆生的吸引力在逐年下滑,而以通信、電子、互聯網為代表的大IT行業則在持續受到他們的青睞。
“2013年左右,大IT就成為畢業生最期望就業的行業,而2015年起,互聯網+更是全面爆發。”李強告訴36氪。
另一端,高速發展的互聯網公司也在積極招人。根據智聯招聘的數據,2017年第一季度,IT/互聯網行業的在線招聘需求同比增加了56%。其中,軟件工程取代電子商務,成為互聯網中人才需求最為旺盛的領域,同比增加88%。
但當一個有事業單位編制、待遇不錯,還能和男友共同留在蘇州的機會出現時,陳毓決定好好把握,盡管“它的面試像詩歌朗誦一樣正經”。許多人聽說她打算進事業單位,都很驚訝,但她無比清楚,身處變化飛快的互聯網行業意味著什么,比如7x24小時待命,比如8點回家領導還會在群里@你,比如工作和生活完全失去界限。
另一個現實的考慮是城市:“至少在蘇州,買房子這件事,努力一下還是有可能的。”
作為畢業生找工作時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選城市幾乎等同于選擇一種生活方式,——一線城市的房價、戶籍門檻和可以預見的下一代教育成本已經成為年輕人不可承受之重,時刻都在逼迫他們鄭重思考、謹慎抉擇。
36氪在《房子,這代年輕人的殘酷成人禮 | 36氪深度》中做過估算,在北京,十萬個互聯網白領中,只有6個能夠在工作5年內,月薪達到8萬元以上,夠“一個月不吃不喝買一平米真正的北京房子”——截止到5月,北京朝陽區的二手房均價為80988元。
“我感覺身邊很多同學已經放棄了掙扎,或者在大城市也只想工作幾年,很難長遠打算。”一位即將在明年畢業的985學校研究生告訴36氪。對她而言,在一線城市扎根就意味著,“爸爸媽媽作為在北京上過名校的知識分子辛苦存下一輩子的錢只夠我在大城市付個首付,甚至還不夠。”
另一位畢業生則自信而樂觀,“工作是流動的,未來我可能跟隨工作去新的城市。房子并不是安定感的來源。”但她承認,這個想法與身邊的大多數人不同。
來自BOSS直聘的數據是:2017年,有31%的應屆生希望到北上廣深工作,而在四年前,這個數字是51%。
好消息是,以杭州、成都、西安、武漢、南京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隨著產業的完善和大公司的布局,對人才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攀升。
“杭州有個巨大的光環叫阿里系,體量很大,江浙的產業政策也鼓勵創新。成都這兩年形成了生物制藥、航空航天、新能源的產業集群。高校資源集中的西安、武漢也都在起來,說明人才在向區域中心城市靠攏。” 常濛說。
互聯網公司的下沉戰略也在發揮作用。ofo北京總部有600多人,而全國和海外總員工數則超過了3000。郭靖也時常收到生源地北京、應聘崗位卻指向二線城市的學生簡歷。
“這樣的人選,我們通常會優先考慮。”ofo的郭靖說。普遍較好的學歷是一方面,這些學生身上的互聯網思維和用戶習慣也如同高維地區的烙印,可以隨之被帶往低線城市。
敢“慢就業”
史上第一次,基于調研今年畢業生的結果,智聯招聘把“慢就業”列為“就業”、“升學”、“創業”之外的另一個畢業去向,這個涵蓋間隔年(Gap Year)、做義工或成為自由職業者的分類,多少帶著逃避就業壓力的色彩,占比達到了9.8%。
北京大學有一個自發的gap year微信群,學生們在其中討論和交換信息,許多人的目標是為出國留學積累社會實踐。公眾號“燕園每日話題”的編輯吳子衿負責一個叫“間隔年”的欄目,她覺得同學們看待這件事的態度,“比以前更隨性了”。
大四畢業生唐丟丟兩年前獲得間隔青年基金的資助,開始了她的“Gapper 30人”獨立采訪計劃。作為一個好奇心旺盛的人,她想知道這些Gapper都在想什么。
這些故事中,出生于1993年的袁映霞讓唐丟丟印象深刻。去年師范專業畢業后,她用5個月,去了東南亞的5個國家,花掉了大學四年攢下來的1萬5千塊錢。她的奇遇包括被海關扣留,遇到泰國國王的皇家葬禮,也包括找到自己的初戀,一個旅途中三次偶遇的陌生人。
“當時畢業的時候身邊很多人都跟我說,趕緊找一個靠譜的學校去教書,安安穩穩的工作。可是啊,我就覺得,那樣真的好無聊,一眼能看到自己的一輩子。” 袁映霞說,而游歷一番后,她覺得自己改變了很多,“更勇敢、更獨立。”
唐丟丟對這些Gapper的觀察是,有些Gapper已經有了下一站的目標,比如留學、換專業,或者創業;有些人并沒有想好要做什么,有騎驢找馬的意思,但“畢竟有句話是one thing lead to another”;還有些人覺得,對世界的好奇心要通過求學和工作之外的事來滿足,“代價無非是晚一年。”
北京工業大學雕塑系的17屆畢業生楠楨即將開始自己的間隔年。大學期間,她就是一個活躍的社會生活參與者:幼兒美術老師、手作活動發起人、市集組織者。
這個95后對自己未來人生,沒有那么強的緊迫感。“間隔到底是把什么間隔開了呢?學生和社會人的身份,還是和世界對話的不同方式?”
她希望通過間隔年找到答案。能做的事很多,比如多看點書,把家里的花養好,去一次大西北的冰川,去畫廊做做助理。“我相信這些事都會有它的意義。”楠楨說。
這一代畢業生,看上去比以往更敢于決定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