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What this amounts to, of course, is that the scientist has become the victim of his own writings. He has put forward unquestioned claims so consistently that he not only believes them himself, but has convinced industrai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that they are true."（《經濟學人》）
自話語擺脫人的控制擁有自身的本體論意義后，幾千年對它的忽視頓時引起了話語的強大的報復性反噬，這種反噬開始表現出一種后來居上的趨勢，似乎想對人進行一種反鉗制，事實上它已經做到了。以至于給我們留下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類反而要在話語權力的狹縫中探討該如何生存？
20世紀以來，“精神分析理論”、“語言學”、“人種學”等，使得人作為認識主體的地位岌岌可危，主體不再是認識和主宰對象的出發點，而是語言、欲望和無意識的產物。因而“人”也就隨之死亡。Foucault以獨到的眼光揭示出“在‘語言說話’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的問題發人深省。當人被肢解為語言、欲望、無意識，人的死亡也就理所應當了。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Foucault指出，當“綜合醫院”誕生時，瘋癲被視為“非理性的危險”被排斥。話語結構和社會制度同時被建立了起來。此外，還有“教育機構”，“用一張話語的網把他們（孩子們）緊緊包住，這些話語時而面對他們，時而以他們為對象，時而向他們灌輸正統的知識；時而又從他們出發形成他們無法獲解的知識；這一切使我們將權力的加強與話語的增多聯系起來。”作為一種境域，其實它的出現遠不止于此，Heidegger指出“存在在思維中形成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言下之意即是語言與存在異體同生，盡管二者并不等同，Foucault把語言（話語）視為一種權力機制，Heidegger把它當作“存在的家”。在《語言的話語》一文中Foucault用譜系學的方法對話語進行了譜系學的分析，發現其中存在某種權力關系控制著話語機構。然而他又說：“凡是有權力的地方，人們都行使權力。確切地說，沒有人是權力擁有者。然而，總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權力。人們不知道誰是掌權者，但是知道誰沒有權力。”而我們恰恰就是沒有權力的一方。
誠如Foucault的名詞“規訓”和“塑造”一樣。話語對人的反噬也表現在這兩個方面。我們時刻被話語給控制，在這種權力機制下甚至很難升起反抗的念頭。即使有那么一兩個叛逆者，也很快淹沒在話語的碾壓之下。作為一個被人樹立起來的客體，我們很容易發現，在客體地位穩固之后，它漸有一種向“實體”進化的趨勢。事實上它已經做到了。在我們志得意滿地以為在近代哲學中把上帝轟下了形而上學的神壇，殊不知在形而上學這座剛被空下來的神座上，頓時又請進了另外一尊上帝。只不過這種替換在“結構——解構”的外衣下顯得有些“晦暗不明”。一手導演了上帝死亡的Nietzsche就曾這樣指出，“上帝之死并不意味著人的出現而意味著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著奇特的親緣關系，他們是雙生兄弟同時又彼此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時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達摩克利斯之劍再次高高地懸在人類的頭頂，以至于被擠到角落中的人不僅面臨著喪失最后一塊立足之地的危險，主體本身也日益面臨著被中傷的危機。奇怪的卻是，由于話語本身有實體之“實”，而在形體之上卻徒有其“實”。于是作為被傷害者的人，本身又成了傷害者。“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社會狀態在假想中逐漸淪為現實。話語就如同一個高高在上的操控者，一手制造著人與人之間的混亂狀態。更為怵目的是在“人死亡之后”，代替人的是無意識的欲望、語言。也就是說語言是一種超理性的更原始的東西。它的使用完全不受人控制。仿佛在主體之外有一個獨立的實體，來規定著主體。就連以劃分階級為明顯特征的前蘇聯的斯大林也說語言是無階級性的，而這種無階級性卻恰恰證明了語言的普遍性，這也就暗示作為主體的人在語言的制衡之下無所遁形。
“話語……是如此復雜的一種實在，以致我們不僅能夠而且應該從不同的層面上以不同的方法去接近它。”Frege對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對意義和意謂的區分。“專名所指稱的對象是專名的意謂”，“句子所表達的思想的一部分是專名的意義”。關于專名的這兩種劃分直接影響了后來整個語言分析學派。在這里的劃分中意謂還只是指一個特定的對象，“一個專名（詞、符號、符號的結合、表達式）表達它的意義，意指或表示它的意謂。我們用一個符號表示它的意義，表示它的意謂”。這里意謂強調的的是個別性、特殊性，如果沒有別的，那么這里的語言之間尚還是不可通約的。所以為了樹立起語言的“本體”意義，自然在意謂之外有其他具有一般性的東西存在，“一定還有一些東西與專名結合在一起，它們與被表達的對象不同，并且對于含有這個專名的句子的思想至關重要。我稱這樣的東西為專名的意義。由于專名是句子的一部分，因而專名的意義就是句子的一部分”。當然這還不夠，“專名的意義是客觀的、固定的、不依賴人的主觀意識的，可以為許多人所把握和共同使用”。截止到現在為止，語言尚有著具有通約性質的“本體論”意義。一直到Wittgenstein對“私人語言的否定”，這種落到實處的“本體論”進而成了“無根之萍”的“本體論承諾”。這樣的一個過程恰恰成了讓語言先是獨立為客體，接著成為實體，進而以一種“暗渡陳倉”式的方法成為形而上學的“神體”。Wittgenstein看似通過對私人語言的否定來否定“私人語言建構公共語言”這樣的一個前提，其實質則是取消私人語言，憑空填了一個公共語言，并讓它一躍成了一個出乎人類掌控的形而上學存在。這種整合、統一并取消差異性為話語的權力關系機構提供了根據。給話語對人形成反控制提供了充足理由律。所以Foucault說：“在關于意義、所指、能指等的陳舊主題下，最終是權力、權力的不平等性和它們的斗爭性問題。”在談到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時德勒茲指出：“機動的‘話語’形成于某個漠視我的生死的‘外在’的成分中因為話語形成是名符其實的實踐，而它們的語言與其說是某種普遍的邏各斯，不如說是必定會消失的語言，但卻有能力促成并不時地表示變化。”
然而，日常中語言的概念上形成的混亂卻又往往造成主體之間的不可通約性。W.V.Quine就曾就“翻譯”舉過這樣的一個例子：一個實地考察的語言學家翻譯一種從未接觸過的土語。當他看到兔子跑過時，一個土人喊道“Gavagai！”經過對這個詞在不同場合下的使用，這個語言學家發現，他無法確定“Gavagai”究竟是指整個兔子還是指兔子的某個部分。這表明，任何兩種語言之間的完全對應關系其實并不是確定的，因而不存在兩種語言之間的徹底翻譯。這就是Quine所謂的“翻譯的不確定性原理”。為此他不得不提出他的“本體論承諾”。從以上的故事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所謂翻譯的不確定性主要指的是兩種語言之間無法達到本體意義上的統一。也就是說不同語言的使用者之間沒有就兩種語言的意謂和意義上達成一致。這樣看來好像在本體論上相比著Wittgenstein，Quine好像后退了一步。因為在Wittgenstein那里語言本身就具有本體論意義，盡管我們不可能認識。不過二者立足點不同，作為后期語言分析學派的代表性人物，語言分析成了日常語言的矯正。“我們的整個本體論，……都在‘有個東西’、‘無一東西’、‘一切東西’這些量化變項所涉及的范圍之內；當且僅當為了使我們的一個斷定是真的，我們必須把所謂被假定的東西看做是在我們的變項所涉及的東西范圍之內，才能確信一個特殊的本體論假設”。為了理解，我們必須做出“本體論承諾”。盡管Foucault一再強調“（邊緣話語）諸如癲狂話語、醫療話語、懲罰話語和性話語，都有著獨立的歷史和制度。”并且“嚴謹的總體性話語”“無法解釋這些微觀話語”。這里的矛盾是即使作出本體論承諾，一些非嚴謹的微觀話語依然缺乏通約性。這也就是說話語不僅為自己編織牢籠，還為對話的另一方設置了一道屏障，而至于這樣的問題如何解決，卻又讓語言分析學家束手難策。當然，這同時告訴我們，在話語的狹縫中生存是我們和語言學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話語的權力機制表現為一種語言的多義性和不可通約性。與Foucault同時代的另一位法國哲學大師是Derrida。西方哲學史上的解構浪潮的締造者，把處于中心地位“邏各斯”解構的支離破碎。“并不存在中心，……中心亦無自然的位置。它不是一個固定的點，而是一種作用，一種不定點（non-locus），在其間一定量的符號替換轉入了游戲狀態。……超驗所指的非在無限地拓展了意義（signification）范圍和游戲活動。”然而這種解構不只針對“形而上學缺場”的文本。對于當下“在場”的像“語音”這樣的表達手段：“人們說出的聲音能在短時間里與思想保持一致，不會使思想變得模糊不清；即使出現理解上的障礙，我們也能通過問答的方式來加以辨析。”言下之意即為對于像語音這般的即時性的話語，解構也無孔不入。話語的多義性由此而來。
就像這樣一個比喻，兩個人隔著一層隔音玻璃進行對話，對于對方的意思我們只能盡力看清楚他的口型。你不至于看不清，但卻又聽不到聲音。于是理解總是處于一種失真狀態。而為了理解我們不得不消除“差異”。于是結果就成了Foucault所謂的理解的“柵欄”，“消除了消極性，鏟除了障礙，糾正了偏見，拋棄了空想，無理性信仰的退卻，最后總算自由地進入了理性和體驗。這表現出了柵欄作用。一個全新的、有篩選功能的柵欄；一個有自己的規則、決定和界限的，有自己內部邏輯、參數和死路的，總之這是一個與最初相比具有引向變革特點的新工具。”理解經過“柵欄”過濾才成了“我們的理解”。
語言的不可通約性和多義性造成對意義理解的無定型。這里似乎給了我們一種一窺從話語權力機制下自我救贖的可能性，那就是消除多義性和不可通約性，達到一種“宏大敘事”。然而，一旦意義被單一化。話語重新把人逼上絕路。你受或者不受它的掌控，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我們始終擺脫不了話語權力的魔咒。到了這里，我們重新陷入一個類似解釋學循環的死循環。這個悖論沒有最終答案。誠如斯賓諾莎所言，任何規定都意味著否定。我們可以試著否定話語權力，這種否定不是消極意義上的取消話語也不是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商談倫理學”。真正意義上的否定是找到話語權力覆蓋范圍下的安全域。在語意“撒播”的狹縫中生存。而不可通約性和多義性恰給了我們這樣的一絲生機。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宣揚Foucault的話語權，故為把本文變成一種“沒有參照的話語”也是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省略引文出處，以Foucault的話結束這篇文章：“我們的社會確實得了一種怪病，非常反常的病，直到目前還未為它找到恰當的名稱。這種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一種奇怪的癥狀，它能夠引發精神病，就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