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師，就是舊時的私塾先生，說得更“新潮”些，就是往日民辦教育機構里的老師。塾師是是舊時教育體系中執(zhí)掌教鞭者之一，在整個教育體系的師資隊伍里，應該算是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
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里，教育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且一向是官辦、民辦并存的。《禮記·學記》載：“古之教育，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意思大約是，百姓人家子弟教育，通過私塾的形式，鄉(xiāng)黨的教育機構，叫做“庠”，某類專業(yè)教育機構，稱之為“序”，國立辦學機構才有資格稱為“學”。《漢書·儒林傳》就說得更明白些了：“聞三代之道，鄉(xiāng)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當然，這主要指是遠在幾千年之前的夏、商、周時代，就有官辦的學校教育了。夏商時代，文字記載還不是很發(fā)達，西周時代，相關的文字記載就比較明確了：那時官辦的學校教育分成國學和鄉(xiāng)學兩種，具體而言，設在王郡的諸侯國都城內的學校叫國學，那時專供貴族子弟進去學習的，大致可以理解成貴族學校罷。與之對應的是個地方設立的鄉(xiāng)學，鄉(xiāng)學也是供地方貴族子弟學習的場所，非小民百姓子弟可以進去的。當然，那時節(jié)，國學、鄉(xiāng)學里的教授內容，沒有我們想象的那般復雜，多以傳授宗教祭祀和作戰(zhàn)技能經驗之類為主。因為，那時王侯重視天命祥瑞，且諸侯間征戰(zhàn)連連，以培養(yǎng)祭祀人才和戰(zhàn)爭人才為主，也算是定向培養(yǎng)，很有針對性的。隋唐以來，朝廷對官學加強了管理，設立專門管理官學的機構“國子監(jiān)”，學習內容也相應豐富多了，除重視為科舉選拔官吏人才的經學之外，還開設一些諸如書學、算學、律學、醫(yī)學之類很實用的科目。
與官學并存的，是大量存在的私學。當然，舊時的私學亦即民間辦學機構，多沒有官學那般的條件和規(guī)模，辦學方式也相對靈活得多。有塾師自己在家里收徒辦學的，有鄉(xiāng)黨集資在某處香火不甚旺的廟觀里辦學的，有宗祠族長牽頭集資，族長拿大頭，族人出些散碎銀子，請個塾師，以宗祠為學校課堂，以族人子弟為教育對象辦學的。至于都市里，私塾多半以商會、同鄉(xiāng)會牽頭，請個把塾師，學校課堂就設在會館里，同鄉(xiāng)子弟讀書和行會行商議事一攬子事都解決了。私塾辦學，畢竟規(guī)模有限，規(guī)模小的，也就是一個先生在自己家里收幾個鄰里街坊的孩子課讀而已，比不得官學又有管理層又有教學分工什么的那般細密。
就我們這座城市而言，雖然時代更迭，但私塾教育這種形式，一向很受重視，到清代則更趨完善了。以漢口為例，清代的私塾就多種形式并存：一類是紳士富商人家聘塾師到家里來教學，這類塾師的上班，就被稱之為“教館”或“坐館”；另一類是塾師自己設館，街坊鄰里的孩子就近入學，這就是典型的私塾，在我們武漢，也稱之為“泥巴館”。這稱謂很有些詼諧意味。或許是這類私塾大多設在泥巴糊墻的的簡陋棚屋里罷，或許市井小民送自家小伢來私塾，不做望子成龍蠻大的指望，有個人管教著，哪怕是帶孩子們和泥巴玩呢吧。
說起私塾教育，這張之洞還是很有些貢獻的。就是在廢除科舉廣設學堂之后，他還不忘加強私塾教育的建設和管理。在他的倡導下，1890年，當年湖北當局為了使貧家子弟“知學明理，安分守己，不犯上作亂”，普遍設置了一種短期（兩個月）的“義塾”——“簡便小學義塾”，經費由政府提供，專一招收貧家子弟入學受教。1892年，又設立一種專門針對15——20歲的成年人的“普及學塾”。光緒二十八年（1902）11月，張之洞頒布了《鄂省普及教育及學塾章程》，在省城內東南西北、城外上下各地段，由政府出資，建立塾舍，聘請塾師，設置普及私塾30余所，并告示各地：“民間有志愿興辦學者，能設此學堂，愈多愈有益”并承諾，有此辦學善舉者，只要形成文案，“隨時報知學務處，即發(fā)辦證”。張之洞督鄂多年，辦洋務，建工廠，奠定了湖北武漢工業(yè)重鎮(zhèn)的基礎，這是有史可鑒的。興辦了大量的近代學堂，奠定了武漢武昌一帶乃至今日的高校云集的基礎，也是有史可鑒的。他在花大手筆的同時，眼睛向下，對芝麻綠豆般小事的塾學教育也如此下力，提及的不多。張之洞對塾學的重視和作的努力，成效如何，可以先撇開，但其表現(xiàn)出來的膽識度量，的確非同一般。張之洞當年的努力沒有白費，直至1929年，漢口特別市延張總督辦教育要兩條腿的思路，制定了《私塾注冊規(guī)則》十五條，在這“規(guī)則”指導下，一些熱心教育的群眾團體有志之士，紛紛集資辦學，一時間，漢口的塾學教育發(fā)展得很有些蓬勃的樣子了：當年，登記合格、可以掛“塾”牌執(zhí)教的，僅硚口至劉家廟這一狹長的街區(qū)內，就興辦起180多所塾學館，這些塾學館，有義塾，私塾仍占多數(shù)。有趣的是，當時的外國教會學堂加上地方官辦的市立初、高小學，總共只有89所，不足塾學的二分之一！有一份當年從硚口至劉家廟的塾學分布資料，資料很細，文字也就比較長，這里就恕不援引了。不過，從資料中可以看出，近200所分布在下街小巷里的塾學——私塾和義塾，既沒有要國家配備師資，又沒有要國家提供經費，還沒有要國家建筑校舍，更沒有伸手向國家要什么教學設備，就憑著塾師們的敬業(yè)，憑著有志之士的熱心快腸和慷慨解囊，承擔了公立小學無法承擔的掃除文盲、普及社會文化、提高漢口市民素質的任務，實在是太了不起了！
當然，中華民族的教育史，自隋唐以來，實行開科取士制度——通過考試考察人才，根據(jù)人才授以相應的官爵責任，這初衷，估計不會壞到哪里去。正面的效果，也不乏其例。歷史上歷朝歷代那些有作為的清官廉吏，包括在我們湖北做了好多年最高長官、把我們湖北盤弄得各方面都有模有樣的張之洞，到他撒手歸西的時候，家人連給他安排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葬禮的錢都沒有，還是他的學生們湊份子解決的。這等有作為的廉吏，也是科舉制度選拔上來的。可問題是凡事做到絕處，弊端就遠遠地大于利端了。多的不說，一部《儒林外史》，就讓人在可啼可笑無限傷感了。我們本地的竹枝詞里，很有幾首頗帶偕噱味道的作品，從幾個側面把舊式的教育活脫脫地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
私塾而今尚許多，任他隨意自分科。但求酒食先生饌，識得之無便且過。
——諷刺塾學教學缺乏計劃性，塾師有些混日子的意思。
莫說招生考認真，姓名錄出豈無因。八行條子私相授，不是同鄉(xiāng)即使親。
——這似乎是在揭露招生黑幕；其五是諷刺學堂教師和學生教與學態(tài)度都有問題，
銅鈴搖得響啷當，教習翩翩上講堂。五十分鐘敷衍過，忙將課本袖中藏。
——也是意在諷刺教師缺乏敬業(yè)精神。
每編功課費心思，講義由來只自知。別字雖多君莫笑，東洋原來有這字。
——這一首有些特別，是諷刺留學歸來執(zhí)教鞭者滑稽嘴臉的。
這些竹枝詞，雖然通俗如白話，卻頗耐咀嚼，可咀嚼多了，容易聯(lián)開來，聯(lián)想多了，滋味就很是一言難盡了。
在科舉時代，流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那個“高”，無非也就是希冀一個“金榜題名”從而光宗耀祖的結果。細細品來，也實在是狹隘得很。其實，人類學習知識，提高自身素質，從而拓展生存空間、改善生存狀態(tài)，有數(shù)不清的學習方式，讀書，只是諸多方式之一。在人與人之間相處缺乏平等、人與社會之間缺乏自由的年代和制度下，讀書——做官——發(fā)財——幸福，這是制度規(guī)定的唯一的出人頭地之路。一旦政治昌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fā)展到平等自由無須作為口號標語、無須人們用生命和鮮血去爭取去捍衛(wèi)的時候，平等和自由就像你在自己家里從客廳走到廚房、臥室那般自在的時候，讀書肯定會從沉重的受制于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成為社會每個人自身成長的自覺的必需，讀書上學，對讀書上學者來說，就不會是一種負擔了。
當然，舊式塾學里的塾師，很難說都很有事業(yè)心和敬業(yè)精神。畢竟，當塾師的，雖然也算是“儒”，但在那個時代，總是被科舉制度淘汰下來的“儒”，所以，科舉不進做塾師，就被視為那個時代讀書人的末路。而這些末路之人，多年青燈苦讀，大多自以為滿腹經綸，雖然養(yǎng)得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身子，卻揣了個眼高于頂心性，面對眼前那些頑皮無知的孩子，常產生一些兒懷才不遇的落魄的惆悵，也不算是蠻不正常。
不過，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教育史上，倒是真正產生過一位偉大的塾師，那就是在家排行老二、被世人尊稱為孔子的孔丘先生。這位生于春秋時期的教育家，只是個塾師的身份，可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恐怕不是一本書兩本書能說得完的。不說別的，“禮、樂、書、數(shù)、射、御”，孔子在自己的教學實踐中，把這“六藝”作為教學內容，僅就教育體系而言，實在是開了素質教育的先河。孔子的一部《論語》，本質上是一部集古代教育學理論和實踐之大成的精華，“半部論語治天下”，后世政治家們的這類評語，雖是贊詞，對《論語》，對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而言，實在是太膚淺，也太實用主義了。
作為最有成就的塾師，孔子被后世尊為萬世師表，其影響，早就超越了國界，從文化學的角度，乃至有學者將東亞至南亞一帶，歸之為“儒家文化圈”。后世的數(shù)不清的塾師們，學問人品有沒有高過孔子的，沒有考究，名氣和影響至今的確沒有出乎其右的，這也是事實。但是，一個孔子總不能完成一個民族的教育事業(yè)吧。所以，千百年來，并沒有因有孔子高高在上，其他人就不敢去干塾師這行當了，事實上是，因為塾師在教育中的幾乎不可或缺，所以，就是科舉制度結束了，廣興學堂了，塾師這行當還大有人干。即使眼下，生意很不錯的各類家教，以及各類生源很不賴的培訓班，不都還在延續(xù)承繼著先輩塾師們的事業(yè)么！只是，聽著“素質教育”、“德智體能全面發(fā)展”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滿世界看到的，卻盡是十來歲的孩子，背著碩大沉重的書包，每天早晨六點來鐘就趕到學校，一堂課接一堂課地坐在教室里聽，下課鈴聲響后，老師基本是無一例外地拖堂，剩下的幾分鐘，就是孩子們用最快的速度朝廁所跑、然后又朝教室跑的時間了——這奔跑，或許就是孩子們一天中唯一的體育鍛煉了。如此上課到下午六七點鐘，暮色低垂了，孩子們才能回家，匆匆吃完飯，還要做作業(yè)到十一、二點鐘甚至轉鐘！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星期天了，家教和各類培訓班、培優(yōu)班，那里的塾師們正等著呢……
如果孔子泉下有知，他絕對會捋髯長嘆：天耶天耶，此乃教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