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歷史上，教書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職業。“半饑半飽清閑客，無鎖無枷自在囚”，鄭板橋的自嘲詩看似曠達，實則不勝辛酸，令人汗顏。“家有隔夜糧，不做孩子王”，老百姓的俗話更是一針見血，讓人無地自容。

? ? ?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教師這個職業雖然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么臭，卻也不是什么香餑餑。原因有多方面，除了各路專家已經嚼爛了的，還有一個拿不到臺面上的，那就是男教師在體制內年代找到一個理想的對象還是相當（宋丹丹所說的那種）有難度的。我有一個女老鄉，當時在縣里的一個國企干紡織工人（九十年代初，她們的收入大約是我們的三四倍），二十四五歲了還沒找對象，有人問她:“給你說個對象吧，要什么條件？”她說:“咱一個小工人，啥條件不條件的。”隨后又補了一句：“不當老師就行。”當時教師擇偶的窘狀略見一斑。

? ? ? “窮則思變”，為了改變前途命運，青年教師似乎唯有一條正路，那就是“出口”。因為當時高校招生很少，回鄉非師范類高校畢業生更是寥寥無幾，外系統人才資源不足，每年都允許部分教師調出教育系統（教育口），俗稱“出口”。不滿服務期的，需要個人自掏腰包交給教育行政部門一筆錢，叫“培養費”，與原始學歷掛鉤，學歷越高，培養費越多。九十年代中后期是本科9000元、專科4500元，另外，還要個300元，忘了是什么叫名堂。本科一下子要交9300元，在當時集資住房的時代，可以頂半套乃至大半套房子。對于月工資三四百元的青年教師來說，無疑是一筆巨款。但是，面對尷尬的處境，許多教師不遺余力，托關系、走門子，寧可砸鍋賣鐵也要跳出教育口，僧多粥少，簡直是搶破頭。記憶中，“出口”是有指標限制的，好像按教育系統總編制千分之零點五的比例。2005至2006年，為《縣志》供稿，教育這一塊由我負責，另外又找了兩名退休的老干部。我們翻遍了上下三十幾年的檔案，卻沒見到相關的成文的資料。此外，也是因為回鄉的非師范類畢業生少，縣里幾大班子及各部委辦缺人手尤其文秘工作者時，經常向教育系統伸手要人，多數先是借調，以后有了編制再辦調動手續，一般情況下，學校也不敢不放人。

? ? ? 我也有幸遇到過改行的機緣，但不知是命里沒有，還是時運不濟，反正不是驢不走就是磨不轉，總是遇到這樣那樣的一些羈絆，最后均失之交臂。其中一次，看似有客觀因素，追根究底，純屬自誤，主要就是考慮到還有一年就滿服務期了，想省下那9300塊錢，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機會往往是稍縱即逝，“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即此之謂也，怨不得別人。漸漸地“人過三十天過午” ，期間經歷了1994年的工資套改，1997年又聘任了中級職稱，俸祿大為增加，月工資從參加工作之初的110元漲到了1999年的600多元，比上雖嫌不足，比下已頗有余。一家三口從一間由始建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教室改造而成的十六七個平方米的破舊平房搬進了嶄新的三居室樓房，有了一個像樣的居所。乖巧的女兒漸漸長大，背起書包上了幼兒園、學前班、小學一年級。老婆孩子熱炕頭，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越來越紅火起來。于是，也就不再想三想四，干脆認命，穩住心神去教書，掙一份薪水，賴以養活一家老小。

? ? ? 進入二十世紀以后，高校大規模擴招，公務員入口也逐漸收窄，教師跳出教育系統的口就基本上徹底堵死了，曾經火爆的“出口”，逐漸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