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是萬能的嗎？歷史學是無用的嗎？這是兩個完全相反的詰問，也是歷史上最有趣的兩個爭論。但我想在這種非此即彼的爭論中難道就沒有第三條路線嗎？黑格爾在認識論中曾提出一組“正反合”的概念，今人龐樸先生也提出了一個“一分為三”的哲學命題，前者是一個思維的規律，后者是一個普示的概念。最近，受“中國社會史概論”課的啟發，我也試圖去思考“史學之功用”這個史學的元問題，稍有心得，急書于次。
????“用”是一個相對廣義的概念，它是實用與虛用的縮寫。史學之用無疑是這兩者的結合體。先來談“史學之實用性”。首先，在古代中國，史學自西周始便有了與統治階級相結合的趨勢，史學是一門貴族精英的學問，它是主流聲音的代言人，無論是私人撰史還是官方修史，其主體無一例外都是“主流史”(以統治階級為中心，政治經濟國際外交等為主要內容，以大漢民族為本位)，因此，這時的史學實用性體現在“資治通鑒”上。其次，封建王朝的結束亦標志著傳統的帝王將相史的終結，在社會學(西學)引進中國之前，中國史學的撰述多處于一個矛盾的階段：一方面，史家要對前史進行一個清算與總結(民國時《清史稿》的編饌便是一例)，另一方面，對史學所處之時代史采取何角度敘述，是一個難題。這里面無疑涉及到了一個史觀的問題，史學是一門“獨斷之學”，必須與政治分離，亦要從各個學科中獨立出來，“打掃完屋子再請客”，然后再主動與各個學科相結合，以保持其生命力。于是，年鑒學運動(據勒高夫言，稱“年鑒學運動”比“年鑒學派”更準確)應運而生，跨學科研究是一種“預流”，更應是未來史學發展的主流趨勢。由此可見，史學之實用還體現在應時代之需上。
????以上兩點是將歷史研究當作一個群體行為的總結，但作為史學研究者個人而言，亦有它的實用性。常言：知識改變命運。作為個人，以治學作為生存發展的手段是無可厚非的，但“道德尤不濟饑寒”。換言之，如果把治史作為目的而非手段，這種謀生的實用性將大打折扣。因此，史學的個人實用性是不如其它學科的(文學、哲學除外)。
????于個人而言，史學的虛用性(精神之用)永遠大于史學的實用性。治史之人多有一種“鄉愁情結”，正是這種鄉愁情結牽引著史家去追根溯源，并試圖去正本清源。史家在歷史中找到了歸屬感，在這種“現世不穩，以反求諸史”的過程中，其本身便得到了一種難得的慰藉，這是把治史當作目的的結果。從這個意義而言，個人的虛用早已超越了興趣的范疇而進入了一個持續穩定的狀態。?
????前述兩種情況(實用和虛用)的討論對象都是史學研究的施動者(集體和個人)而非史學本身，史學的對象是歷史，因此，史學之用的核心是歷史之用。人類歷史本身是無意義的，是一種共同需要在無形中賦予了歷史以意義。這種“共同需要”我覺得是“尋根”。我們都是歷史的棄兒，像浮萍一樣漂浮在現實的海里，漸行漸遠，家在哪里？向前向后我們都是迷茫的，于是歷史便是我們心靈的蘆葦，抓住它便找到了來時的路。人類是一個共同體，無論舊時有多大的沖突，在面對未知前途時也會冰釋的。回憶是警示，勿忘自己，常言“忘記歷史便意味著背叛”，當作為我們一個普世的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