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 龁石》是講一個怪異的道士愛吃石頭。

吃石頭并不特別罕見，古今中外，時有案例。

蒲松齡的這個故事講述得一般般，接近敷衍，結合背景知識認真捋一捋，還是挺有意思的。

我說蒲松齡敷衍，比較王士楨關于此人記錄，就可以看出來。

《聊齋志異》原文：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圉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遍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咸，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王欽文是王士楨的爹，親的。

所以，另外一條記錄來自王士楨。他在自己的《池北偶談 啖石》有：“仙人煮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為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后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為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咸辛苦。以巨桶盛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后母終，不知所住。”

蒲松齡寫了80個字，王士楨寫了104個字。

蒲松齡介紹時多了一句“新城王欽文太翁家”，8個字，在王士楨那里，只需要簡單說“予家”，扣除多出的6個字，則蒲松齡寫得更短，并且干巴巴的。

所以，此文的重點在這8個字中的“王欽文太翁”上，而非“王嘉祿”，這倒不是我瞧不起傭人。

蒲松齡和王士楨不同的地方是蒲松齡點出了王嘉祿的具體工作，圉人，馬夫；王士楨只說是傭人，看來蒲松齡還是做的點調查的。

為何蒲松齡沒寫名字，我認為不是蒲松齡不知道，而是王嘉祿此人真實存在，且在當時頗有名氣，他的事跡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里有類似的記載，此人是個道士，字無休，出家的地點在嶗山本宮，即太清宮。至于周宗頤寫書說王嘉祿是元朝人，我認為是誤記。周撰寫《太清宮志》是在1941年，已經快到不能成精的年代，距離蒲松齡的16XX年都快過去三百年了，弄錯個出生年月很正常。王嘉祿除了吃石頭，其他都普普通通，是個平凡不能再平凡的道士。

兩個作者另外不同的是，蒲松齡寫了王嘉祿還吃松子，請注意，蒲松齡安排的順序，“松子及白石”，松子在前，是主食，石頭是輔食。修道有一種方式叫辟谷，道教高人葛洪推薦食松子來代餐，可以少吃。在沒有減肥藥的年代，松子被硬性賦予了這項功能，一是山中便于獲取，二是扛餓，裝X效果杠杠的。

王士楨不提松子，只說王嘉祿吃石頭，渴了喝溪水。喝水這句有些多余。但是第一句“仙人煮石”是蒲松齡的疏忽或者忽略。兩個人都提到了“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咸辛苦。”和嶗山道教服云母法吻合，最早唐代就開始出現在道士的餐桌上了，孫思邈就有食云母方。云母，極薄片狀，透明，可以對著太陽光來分辨口味。

龁石或者啖石，不是拿著石頭就啃。那是體內缺鐵的異食癖患者做的。嶗山道士食云母，是要煮的。宋代道士張君房編纂的《云笈七箋》有詳細的云母食譜，大致云母先要煮，然后搗成細粉搓丸，才可能吃起來“如啖芋然”，像啃芋頭，否則蒲松齡會寫“如吃薯片”，脆脆的。

第三個不同是蒲松齡記錄王嘉祿小時候去嶗山學道，而王士楨則含混地說王嘉祿小時候住在嶗山。

第四個不同點，蒲松齡沒說王嘉祿野化后“遍體生毛”的長度，王士楨說“寸許”。

最后，關于王嘉祿的結局，蒲松齡說他“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而王士楨簡單說“不知所住”，不知道跑哪兒去了。

比較這些異同點，可以看出蒲松齡對王嘉祿的基本狀況要明確，而王士楨對王嘉祿本人具體情形并不了解，但是，對于王嘉祿的修道，細致到毛發，他感興趣是東西和蒲松齡不一樣。

關于圉人，《論語 鄉黨》里一件事，“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說的是孔子的車庫著火了，孔子下班后看到，問管家有人受傷沒?沒問財產損失。

圉人是養馬的，馬好的話，要每一匹配一名圉人，每4匹配一名圉師，即馴馬師，大約12匹馬配一名趣馬，即管理人員。孔子大約有15-20匹馬，圉人也差不多這個數。燒死圉人的概率要大于燒死圉師和趣馬。

所以孔子關心的是底層圉人的安危，是孔子“仁”的體現。

王士楨關注焦點不在人，而在道，與蒲松齡比較起來，少“仁”。

但是，關注道家傳奇能讓文章讀起來更有趣，這一次，中國頂級文學家略遜于三流詩人，何故?

聊齋涉及王士楨的地方還挺多的，也有其他篇目是兩個人都寫過的，王較蒲明顯不如，比如《嶗山道士》。

往遠了扯，和蒲松齡的老板以及王士楨的爹都有關系。

雇傭蒲松齡當家教的畢家與王家三代姻親，畢際有及其兄際壯之妻皆為王士禎的從姑母。

我們再說王士楨的爹。

欽文是王與敕的字，他別字匡盧，順治二年拔貢，學歷和蒲松齡一樣。按王士楨的說法，王與敕有機會做官的，順治三年，“有司舉薦，以服侍年邁父親為由不仕。”有個當官的推薦他去擔任個職務，丫不干。

王與敕是明萬歷進士、浙江右布政使王象晉最小的兒子，他的大伯王象乾是明兵部尚書，《聊齋志異 王司馬》講的就是王象乾威震九邊的故事。

到他這一輩，進士二加一，二哥王與胤、王與襄加上五進士王與仁；舉人4位，未中舉而授官到任的5位。

王與敕最大的成就就是培養了三個進士兒子。

所以，王漁洋著重強調他老爹是被舉薦過的，只不過盡孝大過盡忠。

王漁洋之心，路人皆知。

給畢際有打工的蒲松齡肯定也知道。

蒲松齡是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到畢家打工的，時39歲。此后在畢家干了30年。

一般專家認為蒲松齡是到畢家后，工作穩定才開始寫聊齋，主要創造時間是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七年。

由此，可以推測出王嘉祿是順治十八年或康熙元年到康熙九年或康熙十年期間出家嶗山的。

那么，大膽推測《龁石》可能寫作的年份應該是在康熙二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七年。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蒲松齡老板畢際有的侄子畢盛鈺病故，畢盛鈺子畢世持哀毀臥病。而王士楨恰好在家丁父憂，因此有條件去畢家吊唁，從此拉開了蒲王交往的序幕。

而此時已經是蒲松齡創作巔峰的末端，文字上的略有失色。作為一個小說寫手兼屢試不中的老秀才，蒲松齡希望能夠得到王士楨的提攜，獲取一定文壇肯定。

王士楨參加好友的葬禮，難免不回憶前不久自己父親的去世，也少不了向旁人說起其父雖然拔貢，學歷低，但是......

如此，前文我說最重要的是“王欽文太翁”不全是小人之心度文豪之腹，不然蒲松齡可以換成“王漁洋家”，多簡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