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發展和政府權力不斷受限,國家的借債行為越來越多,于是就有了專門負責為國家借債的金融機構,這就是幼年期的央行。有了央行就多了一個選擇,不必遇到緊急情況(尤其是緊急戰事)就跪求銀行家了,至少不必那么被動。最早央行英格蘭銀行,成立之初就是英國政府的融資平臺,并不是日后的銀行中的銀行,也沒有最終貸款人的職責。它的第一筆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貸款給政府。英國政府向英格蘭銀行借債,英格蘭銀行幫助英國政府向所有愿意借錢給英國政府的人借錢(債主中也包括宿敵荷蘭人,荷蘭人為了掙錢和能死敵做生意)。英國海軍不斷南征北戰建立日不落帝國,用戰利品償還英格蘭銀行的債務。日不落帝國成為最大的貿易圈,為英國資本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英格蘭銀行功不可沒。這是一個互相促進的過程。
打仗是掙錢的買賣,如果打贏的話,就由戰敗國償還債務了。如果打輸了,國家會用稅收償還債務。理論上,只要英國政府不被推翻,就可以不斷增加稅收,慢慢償還上債務。所以,對當時購買英國國債的人來說,這是穩賺不賠的投資。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購買國債的。因為國債有最低發行面額的限制,所以靠工資吃飯的人多數情況下沒有那么多閑錢去購買。再說這些人往往現金流不穩定,手里就是有幾個閑錢也要應對不時之需。手中擁有大量資金的人,往往是大資本家、大地主或者官僚。購買獲利穩定而豐厚的國債成為當時最普遍的原始積累的手段之一。
美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對此羨慕不已,積極游說國會效法英國:“17世紀9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創建了英格蘭銀行、稅后體系和國債市場。18世紀,英國國債市場迅猛發展。國債市場之急速擴張,不僅沒有削弱英國,反而創造出數之不盡的巨大利益。國債幫助大英帝國締造了皇家海軍,支持大英帝國贏得全球戰爭,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全球商業帝國。與此同時,國債市場極大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發展。個人和企業以國債抵押融資,銀行以國債為儲備擴張信用,外國投資者將英國國債視為最佳投資產品。為了美國的繁榮富強,為了從根本上擺脫美國對英國和歐洲資金和資本市場的依賴,美國必須迅速建立自己的國債市場和金融體系。”
這是漢密爾頓的說法,他代表商業集團、投機者、航運商和銀行家等極端保守者的利益。很顯然,如果美國成立類似英格蘭銀行那樣的央行并發行國債,他和他所代表的階級將成為獲益者。但是事物總有兩面,也應該聽聽從中沒有獲得好處的人的說法。
馬克思對國債的評價是:“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投資于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國家債權人實際上并沒有付出什么,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變成了容易轉讓的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里所起的作用同現金完全一樣。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產生的悠閑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就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廠主手中……”
對當時的資本家來說,只要能拿出足夠的資金借給英格蘭銀行,用于購買國債,不需勞作也不必承擔風險,每年就能穩穩當當地享受8%的利潤。需知,當時的貨幣是實實在在的黃金,而不是經常貶值動輒負利率的價值符號。這是天上掉餡餅啊。
借錢要還,如果國家打算以后繼續融資的話。不過,國家的收入來自民間的稅收或者戰利品,所以國家的債務從來不是自己償還的,社會頂層的利潤必然對應戰敗國的損失或者本國居民的稅負增加。拋開戰敗國的損失不說,本國居民的稅負成為購買國債者的利潤。
由于當時的稅收的主要來源是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課稅,而不是對少數人擁有的巨額收入和財產課稅,最終的絕大多數負擔必然要由社會全體成員承擔。于是,購買國債者只是社會頂層的一小部分,而承擔稅負的是全體居民。這是一種剝奪全體居民補貼少數人的行為。
羊毛出在誰身上,干什么用,是關鍵。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財政行為對社會財產有再分配的作用。控制國家的統治階級,自然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分配方式。只要條件允許,必然會把收益向自己傾斜,把負擔轉移給被統治階級。在階級社會的絕大多數時期,我們看到的是統治階級提高被統治階級的稅負,從被統治階級身上刮錢,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補貼統治階級。當大多數人因為財產限額等原因被排斥在議會之外沒有發言權或者權重很小的時候,他們的要求自然不會有人關心。由統治階級委員會決定的開支方向和征收的來源,必然更有利于統治階級。這是無需證明的。
國債作為一種財政行為,必然有利于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政府以全民的名義向金融資本家借債,購買產業資本家的產品,然后向全民征稅還債。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國家利用稅收補貼社會頂層資本家的現象:金融資本家獲得了利息,產業資本家的產品買了出去,社會底層支付了國家借債的開支,壓縮了生活消費。
至于這些國債開支對應的事業所產生的效益,是否能均勻地惠澤全體納稅人,還是只惠澤一小部分,也是值得懷疑的。盡管經濟學一再宣揚“公共”財政的理論,財政就是大家出錢辦大家的事情,國家的開支滿足“公共”需求。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社會頂層獲利更加豐厚。一般來說,社會底層需要的是衣食住行不發愁,生老病死有依靠。對頂層來說,這些要求早已解決,公租房、公費醫療、免費教育等公共福利遠遠達不到他們要求的檔次。一個年入百萬美元的人不會住公租房,他們往往有自己專門家庭醫生和教師。再說,解決住房、醫療和教育,顯然不利于那些控制這些資源發大財的人。最終的選擇的則往往是宏大的工程或者擴張性的戰爭,這樣才能賺大錢。美國政府可以不惜巨資攻打地圖上找不到的小國,卻吝于出錢真正解決社會底層的住宅和醫療問題。拋開可以獲得市場、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戰爭不說。各種宏大建設的工程也往往是有利于在議會中有發言權的階級。
所以,同樣是建立央行發行國債這件事情,漢密爾頓和德維特極力贊美,馬克思則極力貶斥。雙方階級立場不同,一方是被補貼者,一方是被剝奪者,自然對這種“補貼+剝奪”的模式看法尖銳對立。如果雙方觀點一致,反而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