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條深諳水性的魚
一覺醒來，發現班級QQ群里發布了新的通知——學校要求所有學生注冊并安裝某款app。不知道是學校本意還是某些人假借學校的名義發布通知，這種強制學生安裝app的事情也不是一次、兩次了。其實并不是什么有用的app，學生也都不情愿，但是卻也都不反對。
做慣了出頭鳥的我，隨手打字問：“為什么學校總是強制我們安裝這些沒用的玩意啊？這對我們學習有什么幫助嗎？不怕泄露我們的私人信息嗎？”
沉默。沒有人回答我，也沒有人應和我。
過了幾分鐘，我的問題被一些班委指揮安裝app的對話框擠出了屏幕之外。突然覺得好尷尬，一個人凌亂在冷風里。
奴性。我想到了這兩個一直被魯迅先生批判的字眼。然而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國民性格中的那部分奴性心理并沒有像先生期盼的那樣得以改觀。魯迅先生在當下已經被風干了，高高掛著在枝頭，成了他最不愿成為的一枚標簽。或許，先生在當下的唯一意義，就是被無數研究者和出版商存入銀行，一點點蠶食他的利息。
我不禁自問，對于這群曾經被貼過叛逆標簽的90后群體，是什么助長了我們的奴性？
我首先想到的是教育，教育是我們消除“奴性”思維的捷徑，但同時也是培養“奴性”思維的溫床 。就我而言，目前我所感受到的大學教育是令人不甚滿意的。我看到了不計其數的面子工程、形式主義。我當然不會否認我們教育這些年來的成就，但是成就沒有什么好談的，我仍想說說那些毀人不倦的教育方式。
奴性思維的培養或許在幼兒園時候就開始了吧。想起我在幼兒園時候接受的教育，老師還是以簡單的獎罰方式來對待學生。做的好，就有小紅花作為獎勵；做的不好，就沒有。我覺得這和訓練猴子沒有什么區別。一次某個同學的沙包丟掉了，老師搜查了所有同學的桌洞后依舊沒有找到。于是她用了一種極為原始的方式對偷沙包的人進行懲罰——寧殺錯一千，不放過一個。她持著教鞭站在講臺上，讓所有的學生排隊過來領罰，每個人的屁股上都挨了十棍子。對于那時大多數無辜的人來說，沒有人敢和老師爭論。她那副獨裁者的形象在我的童年里一直揮之不去。最令我驚訝的是，在一個小姑娘挨打的時候，竟然喊出“老師，我再也不敢了”的話。在她之后，幾乎所有的小朋友在挨打時都要喊一句“老師，我再也不敢了”，那是集體性的屈打成招。現在想來，甚是可怕。
我一直感到遺憾的是在上大學之前，從未碰到過一個能給我思想啟蒙的老師。即使我的母親是一位盡職的鄉村人民教師，我與她朝夕相處，但是，在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的時候，她仍不能將一些我需要的看世界的方式教給我。現在想來，不是她不會教授，是她根本就沒有這些思維方式。盡管這絲毫不影響我對她的愛，但我仍舊感到悲哀，因為我看到了整個鄉村教育的縮影。我愈發覺得，老師的無能，是我們教育的最大悲哀。
從小學起，我們就開始被立榜樣、被貼標簽。我們總是被貼上優、中、差的標簽，僅以一個學習成績論優劣。所幸的是，我在小學一直被貼著優等生的標簽，現在想來，這玩意兒除了能滿足我膨脹的虛榮心，其價值抵不上半個饅頭。我想起那個年齡段的自己，就開始學會了帶著有色眼鏡看人。那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優等生總是和優等生在一塊，差等生總是和差等生相隨。我不敢想象，以我那時的怯弱性格，如果被貼上差生的標簽，不知道自己會自卑到哪里去。開始學著給人群劃分三六九等，就是形成奴性思維的開端。因為在劃分之后，緊接著就是歧視和管制。
然而，在初中時代這種簡單的戴有色眼鏡看人已經發展到了最惡劣的程度——官僚主義。
如果說孩子學會說謊是從寫第一篇作文開始，那么，孩子官僚式思維則是從擔任班級職務開始。當我被賦予第一個班級職務（語文課代表）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服務”同學，而是感到一種滿足，虛榮心的滿足。那時候沒有人告訴我做班級職務的意義所在；更沒有人向我表示過我該如何去做好這件事情。反而是，我已經學著摸索一套以權謀私的方式——從那以后，我很少再寫過語文作業。同時也學會了官官相護，我與數學課代表（另一個男生）經常不收對方的作業，并達成某種默契的協議。而那些沒有擔任任何職務的人則成了我們要重點征討的對象，如果他們不寫作業，我們會毫不留情的記錄在案，并上交老師。現在想來，那時的自己，就是一個沒有社會危害的貪吏。
我毫不懷疑人性中那些陰暗的東西會在一個特殊的條件下呈現，不管他的年齡幾何；我毫不懷疑那些征討別人作業的人對高高在上姿態的習以為常；我也毫不懷疑那些被征討者對不公平待遇的習以為常；我毫不懷疑我們對奴性的習以為常。
幸運的是，在青春叛逆期，我接觸到了一些中外著作，雖然原意是為了在與父母頂撞的時候有據可查，但結果卻給予了我思想啟蒙。我開始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開始明白了一些關于民主、平等、自由的基本內涵。我認為這是屬于自我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樣幸運，能在關鍵時刻，得到相應的價值導向。我身邊就有一些走向邪路的人，其中某個在初中就涉嫌搶劫被縣公安局通緝。我身邊還有一些人從初中畢業就開始淪為社會渣滓，到如今，已不知成了什么妖孽。
扯多了，拉回來，繼續說奴性這個問題。
上大學后，我逐漸意識到我們開始變得越來越社會化，簡單來說，就是越來越俗。我們開始學會趨炎附勢，我們也開始學會了察言觀色，同時，我們還學會了在走狗和主子之間隨意的轉換角色。那些所謂的學生會組織不就是這樣的一個把人加工成奴的場所嗎？
坊間流傳這么個段子：“一流大學搞學術，二流大學搞對象，三流大學搞衛生。”我覺得這是對一個大學搞形式主義的赤裸裸的諷刺，或許是對當前絕大多數大學的諷刺。大一的時候，院里強制要求跑早操，如果不跑學生會要點名通報。我一直很反感這種行為，本來早起跑步是一件好事情，但一旦加上后面的強制執行后，整個活動就變了味道。這他媽的什么邏輯，為什么鍛煉身體還需要強制。被通報的代價就是取消全年的評優資格，呵，這和訓練猴子有什么區別，總有一些人想用奴役的手段管制別人。
悲哀的是，被管制的只會選擇沉默。
我在被通報過一次后，成為導員的約談對象，終于，我的堅持還是失敗了，因為我也是一個俗人。但是，最起碼，我可以借用影片《飛越瘋人院》里的一句臺詞吹牛逼：
“他媽的，最起碼老子試過了。”
在所有人都做一件事的時候，如果你不做，你就是不合群，就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中國人素來有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要么管制別人，要么被別人管制。要么為別人所奴役，要么奴役別人。為別人所奴役的被踩在腳下，奴役別人的被更高一級的奴役者踩在腳下。這個世界就從來不是只有黑白兩色，正反兩面，這是個多彩的、立體的時代。我們卻依舊用這些固有的思維方式來看待世界，思想的固步自封，是一個人、一個集體甚至一個民族難以走出 “奴性”泥沼的根本原因。
最終，為了不連累一些無辜的奴隸，我不得不學著成為一個奴隸。絕大部分人都奔赴在奴役別人或者被別人奴役的路上，誰還能不近墨而黑。
這是一個缺乏“酒神精神”的社會，即使有，也在那人群中泯滅。想起曾報道過大陸奶制品添加三聚氰胺黑幕的記者——簡光洲，在離職前他寫下這么一句微博：
“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
悲痛的是，在大多數的沉默之中，即使有一、兩個敢于挑戰權威的，也被迫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