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寫過一本著名的書叫《反對闡釋》，當然她不是要反對所有闡釋，而是反對過度闡釋。

對事物的闡釋是人類的本能，人們擁有揭露事物“深刻”本質的喜好。譬如，我們總喜歡談論“國民性”、“劣根性”問題，遇到社會熱點問題時信手拈來；當我們談論時事問題時，也同樣喜歡拿體制開刀，體制批判是一把萬能鑰匙。后現代的一些理論，則會喜歡制造概念與符號，眼花繚亂，也同樣屬于過度闡釋；我們談論90后的一些行為時，同樣喜歡貼標簽。

過度闡釋很好地反映了人類有簡化事物的沖動，之所以需要簡化，一是因為降低思考成本，貼標簽便是這種行為，我們總是不習慣于認真考察一個事物的本來面目，降低思考成本與篩選成本當然對自己是“有利”的，這符合理性經濟人的特性。二是因為過度闡釋顯得深刻。對事物本質的歸類是人類的本能，科學界、哲學界都有追尋事物本質的傾向，總會用精煉的公式、格言式的語句來達到審美效果。而不恰當的本質歸類，則缺乏天才們那種洞穿事物本質的特點。過度闡釋中的深刻性展示的并不是深刻，而是另一種形式的膚淺。比如，我們提到“國民性”、“劣根性”，這種文化因素的歸類概念具有極大的不精確性，甚至有些使用者自己都不能解釋清楚什么是國民性與劣根性，但談論起來逼格一下就“高”了；又比如，時事評論的批判體制萬能鑰匙，一有負面時事新聞便首先歸咎于體制，當然大環境下每個人都受制于體制，但一件事情可能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不妨還原一下事情的本來面目再做評判。

過度闡釋試圖用一種抽象的方式來概括本質，但很多時候確實徒勞的，它忽略了因果關系的復雜性，給人呈現一種簡單快捷的答案，表面上是在解釋事物，卻用解釋和意義的闡述替代了原有的事物與文本，結果就是只見闡釋不見本質，只見闡釋不見原本，它是一種僵化的思維方式，扼殺了真正的自由思考。

這種對深刻的追求根本上源于對意義與原因的追求。人作為一種超越了生物性的動物，總是不滿足于物質層面的，馬斯洛的“五大需求”中大部分是關于精神性的需求，意義的喪失意味著存在的荒誕，因此，很多時候，必須賦予事物意義；第二，人是因果性的動物，當一件事情發生之后，往往不愿意接受它是無緣無故的。如果說，對意義的追求是對結果的肯定，那么對原因的追求則是對事物初始來源的偏好。而據此也產生了過度闡釋的兩種形式，一種是過度的原因解釋，一種是過度的意義解釋。不恰當的無限歸因屬于第一種，比如文化決定論者認為中國的今天是老祖宗造就的；眼花繚亂的意義闡釋屬于第二種，比如，一些玩概念的經常喜歡用“標桿”、“試金石”、“分水嶺”來強調意義。過度的原因解釋屬于想后看的，過度的意義闡釋屬于向前看的，一個屬于過去時，一個屬于未來時。但它們都脫離了事物的本來面目與真正的因果關系，本質上都是對邏輯與因果關系的背叛。

如果過度闡釋以科學的面目出現，那么可能危害更大。比如弗洛伊德的學說，他很好地滿足了人們簡單歸因的傾向，弗洛伊德發現潛意識固然是一大貢獻，但過度強調童年影響，甚至將很多奇奇怪怪的夢歸于性，這是對科學精神的一種背叛。之所以要提到心理學，是因為這門學科是以科學的形式出現的，有相當的專業性，如今的心理學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已然成為一門顯學。心理學發展到今天早已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時代，但還是經常看到一些文章借用弗洛伊德來過度闡釋。因此，過度闡釋于是變成了簡單的說教，只有符號沒有思考，過度闡釋者也借此完成了對原因與意義的構建。

那么，過度闡釋與正常闡釋的邊界在哪？坦白說，還真沒有明確的客觀邊界，因為不同的人由于閱歷的深淺、思考的深度不同，可能有一些一針見血的闡釋在另一些看來屬于過度闡釋，與其去劃分邊界，還真的不如還原事物的本來面目，很多時候去除信息的不對稱，還原真相，紛爭可能不會那么多。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