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遺憾，紫瑞最終選擇了離開。
她的英語老師是國際高中部負責人瓦薩羅先生，開學之后他幾次跟我說，紫瑞上英語課幾乎一言不發，不知道她能聽懂幾成。我問紫瑞，她覺得英語課基本能聽懂，但是不知道該怎么發言。
這是我在德國學校經常面對的一個問題：上課的時候，老師得不到中國學生的反饋信息，無法給他們登記平時成績；中國學生則覺得上課無話可說，常常并不是因為語言能力的問題，語言基礎很好的中國學生，上課也會比較被動。
在中國出生成長，又在德國呆了十多年，根據個人在兩種文化的觀察、經歷和體會，我總結出來下面兩個原因：
1. 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老師和學生的不同角色地位。老師傳道授業解惑，對學生可以耳提面命；學生則以聽命服從為主，上課或默記或背誦或手抄。
老師輸出——>知識——>學生輸入
老師和學生之間像一條自上而下的知識輸出、輸入單行道。
而西方的課堂則強調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課傳授知識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時間以老師提問引導，學生表達觀點、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為主，學生也可以隨時提問，老師和學生的關系相對平等，互動是上課最重要的形式。
課堂上的發言，德語稱其為 Beitrag，本意是貢獻，也就是說，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就是對課堂做出的貢獻，這一貢獻當然有大有小，也有質量的高低，但是不發言，對課堂就肯定沒有貢獻了。
2. 中國文化注重發言和觀點表達上的謹慎。言多必失是中國傳統古訓，公開場合話太多會被人貼上“好出風頭”的標簽。另外，中國學生往往價值取向不明確，個人觀點不鮮明。這跟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關系，中國人習慣從全局來看問題，力求全面和完善，而這一要求往往作繭自縛，無處表達自我。
我記得自己在德國讀碩士時的一次心理歷程。攻讀碩士學位，大部分課程為討論課，導師選擇一個專業主題，知識點自己課后消化吸收，課堂上就專業主題的現實應用自由討論，各抒己見。
我初到德國時，討論課基本不發言，不僅不發言，看到其他同學潮起云涌、熱烈討論的時候，還會想，“這有什么好說的，真幼稚”，“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你只站在一個角度，怎么能考慮得全面呢？”，“片面的答案是錯誤的答案，錯誤的答案還是不說為好”等等等等。冷眼沉默地旁觀了好長一段時間。
人會受到環境的影響，這種心理狀態持續了一段時間后，我終于憋不住了，也開始參與發言了。不管自己的答案是不是幼稚，考慮得是不是全面，我發了言就有一種暢快淋漓之感。
后來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在西方，發言看中的不是對與錯，也不是全面不全面，而是每一個人平等和積極的參與。一個問題，如果每一個人給出了各自的答案，即使單個的答案是片面甚至是錯誤的，所有人的答案加在一起，問題似乎就清晰了很多，因為不拘泥于書本上的正確答案，往往還可以推陳出新。
沒有人會因為答案錯誤或者片面遭到嘲笑，他們也不會因為提供了錯誤答案而感到面紅耳赤，而是將討論的這個過程看成學習的過程。我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了，別人不認同，并說明了理由，那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更深入了。
也是因為這一點，我想，西方人非常重視他們自己的發言權，也尊重他人的發言權。
另外，課堂上的表現和發言也是老師觀察學生的一個重要渠道，老師通過發言可以判斷學生的價值取向和個人觀點。如果中國學生在英語課上一言不發，老師的結論就只能是，這個學生上課聽不懂，英語沒有過關。
前面提到的紫瑞就遇到了這個問題。瓦薩羅先生讓我跟她父母溝通，告知紫瑞可能過不了三個月的試讀期，我照辦了。
紫瑞表示很喜歡這個學校，希望能留下來。
瓦薩羅先生則按照合同要求，在三個月的試讀期之內給紫瑞父母寫信，預先解除了合同，如果考試成績符合要求，可以恢復合同。
紫瑞雖然上課表現被動，課后其實非常努力，最后考試達到了升入高二的要求，而且畫畫、彈吉他，課外生活也很活躍，學校準備留下她。這個時候，她父母為了謹慎起見，已經幫她找好了另外一間學校，因為各方面的手續和時間問題，也簽好了合同，紫瑞盡管不情愿，學校也希望能留住這個孩子，她最后還是得離開。
紫瑞的走讓我覺得非常遺憾。作為這所德國學校的唯一中國老師，我必須扮演橋梁的角色。一方面要告訴我們學校的中國孩子，德國老師和德國課堂注重什么，他們對學生有什么期望值；另一方面也要告訴德國學校的同事，中國的課堂有怎樣的文化，中國孩子有哪些特點。
如何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尊重中國孩子的文化背景，找到符合這兩種文化的教育模式，這可能是時代賦予全球化教育的挑戰，誰能接受挑戰，找到一條出路，也將會找到這一領域的時代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