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是一本被神化的書。

僅次于《紅高粱》的國際贊譽干涉了中國人的閱讀體驗，福貴以其默默承受死亡的平民形象與平淡中蘊藉的強烈生存毅力打動了無數人，激起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對生命的思考，這一成就無疑會在文學史長久留名。但即使是同一時代的作品中，能擁有這樣的故事內涵達到這樣敘事火候的也不止一部，它只是剛好站在了這個檔口而已。

? ? 關于作品傳播和聲譽的解釋太過復雜及枯燥，此處不做贅述，我們單說為何《活著》會成為那少數被國際接受的當代作品。在作家出版社所出的版本里特意附錄了九十年代末不同國家評論家和報紙對這本書的評價，仔細體會其實能發現大家都在講一個意思，“本書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在過去五十年所承受的災難，并塑造了福貴這樣承載苦難的中國英雄形象，讓我們感受到了其生存的毅力”。

可是不好意思，我們中國人日子過得再苦，也絕不至于用災難來形容，我們的苦難絕不止是自己內部所導致的。如果這樣優秀的作品只是用來給你們西方人看中國人熱鬧的工具，那你們還是不要頒這些本身就帶有諷刺性的獎了。余華在自序中曾明確寫過，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于一首老黑奴的民歌，他一生痛苦的人生經歷激起了余華的靈感，于是寫下了這本書。這本書最偉大的地方在于人類在終將到來的死亡面前的堅持，這種人性的共通才是真正跨越種族的珍寶。

當然，從作家本身來說，寫下民族的苦難是毫無問題的，妥協和贊美永遠不能比及批判的力度。雖然莫言、余華等作家書寫民族苦難獲得西方獎項等事跡現在受到浪潮的沖擊，但我們還是要在愛國熱情下保持冷靜，依靠災難的展示來獲獎的現象，其出現誘因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西方的異族評價標準和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民族自信心不強本身。之所以我妄言《活著》被神化，是因為其作品本身語言、結構包括深層敘事的確沒有達到那種高度，他并不一定是余華最出色的作品，也并不算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高的代表之一，雖然它的確是一本不錯的引人深思的著作。

? ? 中國想要真正實現當代文學上的文化自信無非兩個手段，第一真正創作出更優秀的作品，第二舍棄或參與主導現行國際評判體系，并促進傳統載體與網絡的自發性改革，使文學提升渠道由政，府或市場性主導擺脫出來。當然其可行性高低就不是現在的我能干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