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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什么怎么穿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大主題，而在網絡十分發達的當今社會，我們會上淘寶刷微博瀏覽時尚雜志等等，通過各種渠道來了解本季穿搭的流行元素，服飾潮流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在魏晉時期，雖然沒有網絡，但是有一群行走的model引領著時尚潮流。他們在當時猶如明星一般，言行舉止各方面都受到了眾人的崇拜和追捧。現在讓小編來盤點一下，魏晉名士們都引領了一股怎樣的時尚潮流呢？

在曹植的《洛神賦》中，宓妃是這樣一個飄逸灑脫的美好形象：“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當我們讀到這一句時，腦海中閃現的一定是一個衣帶飄飄的美妙女子，這股飄逸寬大的著裝之風吹啟了魏晉獨特的服飾風尚。而當時引領這股潮流的當首推“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劉伶、山濤、王戎、向秀、阮咸諸人共為“竹林之游”，他們經常身著寬大輕薄的衣袍，聚集在竹林中縱情喝酒，恣意歌唱， 隨性而不拘禮。在《弟子規》中，君子的著裝要求是“冠必正，紐必結，襪與履，俱緊切”，也就是說我們戴帽要戴正，紐扣都得要結好，不要上下不對齊。自己的襪子、鞋子都穿得整齊，鞋帶要扣上，這都是基本的儀容，傳說孔子的弟子子路和敵人打仗時還謹記老師“冠必正”的思想，時刻保持君子風度，所以在危急關頭為了扶正帽子而被敵人殺死。而魏晉名士的服飾明顯地走向了“另類”之道，他們不僅寬衣博帶，還有各種各樣“辣眼睛“的穿法，或穿著在身，或披搭于肩，或者袒胸露背，完全就是一副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的傲嬌做派，全然不顧及所謂的禮法。“竹林七賢”在當時社會尤其是東晉后，成為大家公認的精神偶像，他們的行為也隨之受到了民眾的追捧，寬大的衣衫被視作是典型的潮流而被效仿，上自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寬衣博帶的穿衣風格在他們之間蔚然成風。

關于魏晉名士們喜歡穿寬大的衣服這一特點，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提到了與五石散的關系，“因為吃藥之后皮膚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道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不僅是服飾受熱捧，連名士的小搭配也不放過啊！巾是古代一種常見的扎頭束發的物品，在漢之前，巾子多是布衣百姓的穿戴，而魏晉南北朝時期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喜歡在頭發上佩戴巾子，這跟東漢時期名士郭林宗有直接的聯系。《晉書?郭泰傳》有記載：（郭林宗）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于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郭林宗乃是東漢名士，他博通群書，擅長說詞，長得高大帥氣，身材魁梧，與許劭并稱“許郭”。據說一日，林宗外出途中遇雨，恰巧沒帶雨具，便隨手拿頭巾折了個角來遮雨，這一偶爾為之的行為，恰巧被人們看見，眾人模仿郭林宗的做法，紛紛戴起方角巾，“林宗巾”就這樣被流行開來，名士們對社會風尚的引領之功，由此可見一斑。而到了魏晉時期，“林宗巾”常被名士們引為潮流，若做官者佩戴角巾的話，則有棄官歸隱之意，因此,“林宗巾”也用來喻指當時隱士。

謝安在當時既是政治家，又是大名士，他的一舉一動，也常常為其他人所效仿。“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共歸資。答曰：‘嶺南凋弊，惟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謝安為同鄉推銷滯銷的的蒲葵扇，自己拿了一把使用，效仿者群起，蒲葵扇很快就賣光了，所以，當時名士們的影響力可真不亞于現在的明星呀!

當然，名士們不僅是在服飾穿戴上走在時尚前沿，他們的行為舉止也一并被模仿，這可鬧出了不少笑話。

上一期我們講過潘安這個美男子引起的“擲果盈車”的故事，據說姿容俊美的潘岳（也就是潘安）年少時出門玩耍，他一出門就造成了街上交通阻塞，許多的婦人不約而同地圍觀他，就像現在粉絲們在街上看到了明星一樣地激動，可見其養眼的程度肯定不一般啊，就是現在我們都愛用“顏如宋玉，貌比潘安”來形容美男子。故事到這里可沒有結束，著名的文學家左思當時聽說潘岳出門引起了這樣的轟動效應，“亦復效岳游遨”，也模仿者潘安拿著彈弓跑到街上去玩耍，然而左思受到了怎樣的待遇呢？“群嫗齊共亂唾之”，婦女們看到他竟然都朝他吐口水，弄得他郁悶而歸。為什么呢？只因“潘岳妙有姿容”，而“左太沖（左思）絕丑”！估計左思回去以后哭暈在廁所……這該是魏晉時期一個男版的東施效顰的故事。

關于此種類似于鬧劇的效仿，尤為被后人說道的還有追慕“竹林七賢”的人掀起的裸袒之風。恣情越禮的表現除了終日縱酒之外，最為極端者的應是裸裎（chéng）了。《世說新語·任誕》篇中寫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餓天地為棟宇，及室為揮衣，諸君何為入我揮中。”這是以天地為房屋，以居室為衣裳的劉伶；而《晉書》中說：“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后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阮籍任情率真，不拘禮法，高呼“禮豈為我輩設焉”，這種放浪形骸的行為為后人所模仿，而有人故意效仿阮籍的行為袒露自己，以博得率性瀟灑之名，躋身名士之列，這種虛偽地修飾自己的行徑無疑是丑陋庸俗的。

其實不管是魏晉服藥之風還是酗酒、袒露等放蕩不羈的行為，都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關。在當時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下，這些真名士內心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他們的精神處于一種極度的緊張和恐懼之中，徹底地離俗不問世事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于酒、藥的麻醉中獲得短暫的精神解脫，正如《晉書》所言：“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借酒而與司馬氏保持距離，排遣內心的憂愁。

在這多姿多彩的時代里，魏晉名士以獨特的言談舉止和儀態風采構成了一幅風格獨異的歷史畫卷，千百年來閃耀著獨特的人性光輝。